战后岁月
罗伯特·佩恩·沃伦（美国最著名的批评家之一，福克纳式“南方派”小说理论家）于1946年出版了小说《国王的人马》。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出版的小说中，此书很可能是质量最佳的“文学”类排名榜首的畅销小说。该作品是一部基于真人真事创作的小说。小说情节以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煽动家休伊·朗的生平为基矗看来这次世界大战开始让美国更加深刻地反思其公民为之而战的那些理想。
劳拉·Z. 霍布森的《君子协定》（1947年排名第一）揭露了那些较不起眼的反犹太主义手法，以一种更为猛烈的方式拷问着国民良知。此书于当年被拍成电影，由格里高利·派克饰演记者菲利普·格林。故事中的格林通过假扮成犹太人来获取种族歧视的第一手证据。这部影片调子严肃，充满善意，获得3项奥斯卡奖。但电影也表明——由于战后《退伍士兵权利法案》的实施大大提升了大众教育水平——美国畅销小说在民权方面比其政治体制超前几十年，足以成为一种社会启蒙力量。但只是足以，实际并未形成这种力量。不幸的是，40年代末发生了麦卡锡清洗运动，使畅销小说这一媒介在今后几十年无所作为。
在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1948年排名第二）出版之前，美国尚无一本真正从士兵角度描写二战的畅销小说，这一点颇为蹊跷。这位曾经当过步兵的作家把军营中无拘无束的风格带入美国通俗小说中——说得具体一点，他的小说中那个3个字母的脏字fug 俯拾皆是，以至于有了多萝西·帕克对他的那句著名的问候语：“哦，你就是那个连字都不会写的年轻人。”
梅勒打开了一扇泄洪闸。1951年，詹姆斯·琼斯的《从这里到永恒》成为当年的畅销小说冠军，赫尔曼·沃克的《凯恩舰哗变》排名第二。用琼斯的话说，这些小说目的在于“揭露战争的罪恶”；或许他应该说，“那场狗娘养的战争”。
劳埃德·C. 道格拉斯讲述使徒彼得故事的长篇传奇小说《伟大的渔夫》明显体现了对待一些重大问题更加深刻的思考。这部小说在1948年排名第一。在成为通俗小说作家以前，道格拉斯是个路德教派牧师。同先于他出道的赖特和华莱士一样，他利用畅销小说作为上帝赐予的向几百万信众布道的讲坛。以色列国的成立也连带提升了他的知名度。道格拉斯在1942年出版的畅销书《圣衣》讲述了关于耶稣受难时最神圣遗物的故事，后于1953年拍成电影，场面壮观宏大，采用了塞西尔·B. 德米尔所拍摄彩色影片的色彩风格。由于电影的推动，这部有些过时的小说再次登上了当年畅销书榜的榜首位置。
20世纪40年代中期，犯罪小说甚至比当年《黑色面具》杂志确立该类小说发展潮流时更加冷血。德国解放的过程以及残酷的太平洋战争反映出人性已严重堕落，而其程度之甚在这一类型的小说中可见一斑。W. R. 伯内特的小说《沥青丛林》（1949）以威廉·詹姆斯的那句话开篇：“人是所有捕食动物中最令人畏惧的，也是唯一系统性地残杀同类的一种动物。”
畅销小说所塑造的最为残忍的形象当数米基·斯皮兰的系列小说主人公迈克·哈默，该人物首次出现于《我，陪审团》（1947）中。这名治安维持会的私家侦探（前海军陆战队员）集陪审团和行刑者的角色于一身。在小说最后一页，他向一名妇女腹部开了一枪。“这很容易”，哈默在执行完他自行裁定的死刑后总会作这样一句简短的评价。几年时间里，斯皮兰的哈默系列纸皮本小说在销量上超过美国所有竞争对手（要是催得紧，他或许3天就能出一本新著）。对于嗜读其书者，许多人深感痛惜，雷蒙德·钱德勒更把其作品称作大猩猩小说。对这样的质疑，斯皮兰总是淡淡回答：“大家喜欢这些书。”他们确实喜欢：年复一年，他的小说销量令所有对手黯然失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