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概况
人们一般把苏珊娜·哈斯韦尔的《夏洛特·坦普尔》（1794）视作美国第一部畅销小说（虽然作者本人出生并成长于英格兰）。这是一部与理查逊作品类似的女子磨难小说，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纽约的故事，情节催人泪下。据已知的统计数字，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该小说大约发行了200个版本。哈斯韦尔的小说给美国的感伤浪漫小说烙下了难以抹去的最初印记，这类小说在“女性化的50年代”（即19世纪50年代）突然盛行一时。
19世纪的美国文坛拥有可以匹敌“《威弗利》作者”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库珀用皮袜子替代苏格兰短裙，用手枪替代苏格兰阔刀，用部落替代家族，把司各特的文学模式十分精明地改造成了本土化的美国故事。他的故事融合了古代苏格兰特色与“印第安故事”的传统及通俗成分（司各特的浪漫传奇为20世纪早期“西部文学”提供了更加深厚的文学基础）。
司各特的小说《罗布·罗伊》的影响在丹尼尔·P. 汤普森的《青山男儿》（1839）中同样有迹可寻。《青山男儿》是一部讲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佛蒙特地区（美国的“苏格兰高地”）土地纷争和家族血仇故事的绿林强盗小说。20年间，汤普森的小说出版了大约50种版本。同库珀一样，在这个阶段，汤普森笔下的所谓“边疆”还只是美国东部的滨海乡村。
此时的文学还存在着南北地域的差异。马克·吐温曾经（半开玩笑地）声称，沃尔特·司各特给美国人看的传奇故事太多，因而“导致了”美国内战，但亚伯拉罕·林肯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这位总统说，他渴望与“那个发动了一场大战的小女人”握手。不管哈丽雅特·比彻·斯托——而非哈珀斯费里突袭——是导致美国内战的“原因”这一说法是否成立，《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都毫无疑问是第一部完全摆脱司各特和狄更斯的创作模式的美国畅销小说。当然，盖斯凯尔夫人的社会问题小说《玛丽·巴登》对这部小说的影响仍隐约可见——曼彻斯特的工资奴隶在这里变成了种植园奴隶。
斯托夫人的小说还是第一部“跑到”英国成为畅销小说的美国小说，对于改变大西洋两岸文学交流的不平衡状况起到了些许作用。伦敦出版商乔治·史密斯在他上班途中搭乘的头等车厢里发现有6个人在读他的那本（盗版）斯托小说，甚感惬怀。5年前，美国佬大量盗印由他出版的《简·爱》，这次他出手还击，总算是出了口气。
在美国，斯托的这本具有鼓动宣传作用的小说销量空前——需求量达每周1万本，令朱厄特印刷公司的印刷机疲于应对，也使波士顿的废奴主义情绪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通俗小说从未显示出如此鲜明强大的力量，即便狄更斯的作品也难以相比。斯托造就了一个长久发挥作用的纽带，这一纽带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把美国畅销小说和美国社会良知联系起来。“奴隶制何等可恶１她的小说疾呼道。“失去家园是件何等可恶的事１约翰·斯坦贝克在他的《愤怒的葡萄》（1939年排名第一）中如是呼应。“反犹太主义何等可恶１劳拉·Z. 霍布森在她的《君子协定》（1947年排名第一；用约翰·安斯华斯的话说，“这是一部禁书，一部销量排名第一的作品，一部未受足够重视的非主流现代主义大作”）中也发出了这样的呐喊。就这样，斯托的正义斥骂在她的国家出版的畅销小说中反复出现，不绝于耳。
不知是否与斯托有关，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部队中最为流行的读物是盗版的《悲惨世界》。苦役犯冉阿让的故事使这部小说成为了文学史上可能最饱含血泪的作品。事实上也的确悲惨无比，这的作者维克多·雨果分文未得，而是划着他的文学木桨置身事外。
斯托是名女作家，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与英国小说相比，女性在19世纪中期美国通俗小说中留下的印记要深一些，这种差别在所谓的“女性化的50年代”尤为明显。这个年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作品包括玛丽亚·S. 卡明斯小姐的《灯夫》（乔治·艾略特的《织工马南》故事的翻版）和玛丽·简·霍姆斯的《风暴与阳光》（1854）。这些小说出自女作家之手，面向女性读者，又反映女性群体的兴趣与问题，体现了与英国迥异的读者群特征，也不同于乔治·艾略特所说的“贵妇作家笔下的无聊小说”。女性群体在废奴运动中是个举足轻重的影响群体，对于美国的图书文化同样如此。
《汤姆叔叔的小屋》问世8年后，又一位女作家安·S. 斯蒂芬斯脱颖而出，她是第一本“十美分”小说《马拉丝卡，白人猎手的印第安人妻子》（1860）的作者。当时流行的其他十美分小说还有广受模仿的“‘死木’迪克”和“‘野牛’比尔·科迪”等系列小说，这些作品由很多作家参与创作，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
从其书名不难看出，这些十美分小说是西部文学的原型。20年后，十美分小说又衍生出侦探小说的原型“尼克·卡特”系列。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年轻侦探形象还频繁出现于廉价通俗小说、广播系列剧、连环漫画册和电影中——在这些作品中尼克仍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刑警，要是个真人，他已到了该由J. 埃德加·胡佛向他发贺电的年龄了。
尼克·卡特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产物。而其中的一个创作者弗雷德里克·冯·伦塞勒·戴伊塑造了一千余个“卡特”形象，他通常描写这个英雄与其对手夸兹博士——那个顽固作恶、永不死去的恶棍——之间的殊死较量。
在美国畅销小说出现的初始阶段，妇女们的杰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他的领域。一般认为，真正的美国侦探小说始于安娜·凯瑟琳·格林的《利文沃斯案》（1878）。这部罪案小说推出了一个广受喜爱的系列小说的主人公埃比尼泽·葛莱斯——一位性格同他的名字一样古怪的侦探。而侦探小说此后迅速成了男性作家占据统治地位的作品门类。
美国通俗小说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对于时事的反应已经相当迅速——有E. P. 罗的宗教传奇《焚毁屏障》为证。这部小说的背景就是1871年的芝加哥大火。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报纸时常为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通俗小说作家们提供创作素材，这也使重大新闻事件经常在报纸和小说之间来回传递。
廉价通俗小说和报纸之间早在1840年就已经建立起了某种联系。在19世纪40年代，一些小说开始以“增刊”的形式随报纸免费发放，这被称为美国畅销小说史上的“大革命”。这一创新做法据说来自两个纽约记者帕克·本杰明和鲁弗斯·威尔莫特·格里斯沃尔德。
除了报纸订阅者外，其他读者的需求也需要得到满足，而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教堂会众。自立国之始，美国就是一个既爱阅读《圣经》又对小说手不释卷的国度，而卢·华莱士的《宾虚：基督的故事》（1880）就此而言可谓投其所好——这是一本可以在星期天读的小说（无须遮遮掩掩）。
华莱士的这部著作卷帙浩繁（当时哈珀出版社的定价是1.5美元，令人望而却步），内容翔实厚重（作者为写作此书放弃了律师的工作）。这是一部关于宾虚这个人物的史诗式作品，记述他从犹太王子、苦役奴工、马车手到最后成为基督徒的经历。小说一开始销售缓慢，后来由于星期日教会学校的推荐，销量猛增，到1913年销量已达百万册的水平。后来，哈珀出版社又一次性向西尔斯–罗巴克商店卖出了100万册——这是历史上单本小说的最大订单。1925年，此书被拍成电影，由拉蒙·诺瓦罗主演，该片场面恢宏，气势磅礴，再次掀起了《宾虚》的销售热潮。1959年由查尔顿·赫斯顿主演（戈尔·维达尔编剧）的重拍片引发了这部作品的又一次热销。
在宗教小说市场的边缘地带，有一些针对年轻读者的教育性读物，包括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1868）以及霍雷肖·阿尔杰的说教意味更加浓厚、讲述“发迹致富”故事的布道小说。阿尔杰是唯一神教派牧师，他把传道热忱融入到了充斥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小说中，这些作品包括《衣衫褴褛的狄克或擦鞋工的纽约街头生活》（1868）、《卖火柴的男童马克》（1869）等，其强劲销售势头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纳撒内尔·韦斯特在他的小说《冰凉一百万》中对这类小说给予了辛辣又不失兴味的讽刺，而电影《阿甘正传》的嘲讽则更具温情。阿尔杰始终深植于美国的精神文化；对他而言，美国精神既是一种理想，又是一味让人不适的刺激剂。
当欧内斯特·海明威宣称“全部”美国文学都滥觞于《哈克贝利·费恩》时，他的意思是马克·吐温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风格和语言。当然，有人会说此前已出现了一代通俗小说，比如爱德华·埃格尔斯顿的“山地人故事”，这些作品对喜剧化方言的运用使它们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这些反田园文学作品采用正宗的印第安纳州方言进行创作，获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尤以《山地人教师》（1871）最为突出。而此时在英国，“菜园派”（指苏格兰菜园）同样大红大紫，其中，伊恩·麦克拉伦和J. M. 巴里对“德拉姆拓刻蒂”和“斯拉姆”（即“零乱的线头”）乡村生活颇带感伤的描写尤其引人注目。
山地人小说针对的读者群体是家庭和青少年，而埃米尔·左拉的作品则明显定位于成年读者。左拉进军美国大众文化之路可谓一马平川，但在英国，他的出版商亨利·维兹泰里运气不佳，坐了牢。用当局的话说，他向英国读者当面泼了一瓶酸。人们认为，左拉小说过分之至，已经远远超出令少女面颊绯红的程度。而在美国，《娜娜》（1880）等书的翻译版销量大好（可能仅稍次于雨果的作品），美国本地的左拉主义也随着斯蒂芬·克莱恩的《街头女麦姬》（1893）的出版而迅速崛起。克莱恩的这甚至比英国的左拉主义小说、乔治·穆尔的《埃丝特·沃特斯》（1894）更加百无禁忌。美国的“自然主义”要到厄普顿·辛克莱的《屠撤（1906年排名第六）问世时才发展至顶峰。《屠撤是辛克莱对芝加哥牲畜屠宰场的强烈控诉（j'Accuse），因其“揭发黑幕”的犀利尖锐，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专门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该市，核查小说所述是否属实。调查报告说，情况确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