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与反畅销
英美两国的图书业在实际内容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20世纪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却使两国图书销售业在手法上大相径庭。英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净价图书协议》——在其后100年的时间里，这项措施使英国的图书销售得到了规范。该协议禁止图书售价低于或高于出版商在书上标明的定价，违反者将面临全行业的集体抵制。这样，顾客无论购买多少册，也无论从何地购买，任何零售商都不会打折或加价销售这些“净价”图书，其中自然包括新版小说。同时，该协议明显阻滞了购书俱乐部的发展。在美国，这类团体（包括每月一书俱乐部和文学工会）每年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向读者发售数百万册精装本小说。而在英国，购书俱乐部是到了几十年后的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发展壮大。
在英国，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从约翰奥格罗茨或兰兹角的街边小店买一，还是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的哈查兹书店购买几百本同样的书，其单价都是完全一样的。其效果是制造出一种轻松从容的、“文明”的或“富有主顾”式的行业文化。另外，英国对零售商不提供“售不出即退”的便利，也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文化。在美国，一家大书店可以订购某本小说1,000册，假如卖不出去，可以原价退还999本。在英国，一旦订购，书就是你的了。这也使书店经理们在订购时十分谨慎。
美国在一战期间试行了短暂的零售价管制（美国法院很快裁定该做法属于“行业垄断”而加以禁止），之后再未引入“净价书”这个概念。美国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与美国的社会理念格格不入，几乎要与社会主义画等号。而购书打折的做法——无论是在书店还是通过购书俱乐部——则起到了为畅销小说榜“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两个国家的图书销售体制只是在1995年英国废除了《净价图书协议》后才开始趋向一致——如今，两国的一些大公司实际上成了超国家的实体。
哈珀–柯林斯或蓝登书屋旗下的海尼曼、塞克–沃伯格等品牌，究竟是属于英国呢，还是归属美国？还是两者皆非，抑或二者兼属？你的答案可以发到伦敦、纽约、悉尼、多伦多或者柏林——因为母公司蓝登书屋现在归德国人所有（曾经出版沃尔特·司各特和简·奥斯丁作品的约翰·默里出版公司，现在竟已归属法国人——这两人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困惑不已，因为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这两位作家都是极其坚定的爱国者）。作家肯·福莱特在英国出生并接受教育，但他在美国售出的书远比在英国多。他的一些畅销小说，如《一切归零》（2000年的畅销书榜第一名），故事发生在美国，人物也是美国人。那么他算哪里人？答案也许会在他存放于密歇根州萨基诺学院的文稿中找到。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的100年间，英国的图书文化（同时也包括欧洲国家的图书文化）在骨子里抵触畅销书这个概念，也完全鄙视任何官方的“排行榜”。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是美国式的野蛮行为，因为它扭曲了顾客的购买习惯。挑剔的读者“浏览”图书，就像英国草地上反刍的牲口慢慢咀嚼胃里的草料一样；他们不会像疯狂的牛群那样在平原旷野上“惊跑狂奔”。
人们觉得美国畅销书经营模式下的高销售压力限制了书店进货的品种范围。堆积如山的“热门图书”将那些有价值的图书压在下面，难见天日。图书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它们只是“不同”而已——1960年英国一桩涉及图书零售价格管制的官司中，成功胜诉的辩护方如是强调（法庭裁定《净价图书协议》“合法”，从而令辩方胜诉）。对于图书，没人说过“豆烤糊，人必烫伤”。那为什么还要像卖烤豆那样卖书呢？这就是英国图书业界的想法。
由于这种文化对抗，英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出现真实可靠的畅销书排行榜。这一时期《书商》杂志开始为图书行业收集制作图书榜单，而《星期日泰晤士报》则开始向读者公开这些榜单。此后数年里，这逐渐成为英国图书业的一大特色，可以说是变相效仿了美国的高压销售策略——在1995年废除了《净价图书协议》以后，这种特点更加突出，而传统的繁华商业街书店也逐渐变得与美国的超级书店几乎无甚区别。美国的超级书店包括巴恩斯–诺布尔书店、博德斯书店和亚马逊网上书店（Amazon.com）；在英国有沃特斯通书店、博德斯书店和亚马逊英国网上书店（Amazon.co.uk）。在两个国家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榜首的小说越来越趋于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