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理想的销售环境
由于不必自己创作畅销小说，美国图书业把精力转向销售方面，而它所面对的销售对象是一个在社会各个层次上受教育水平普遍比英国高、对于图书更加渴望的群体。这是一个极为理想的销售环境，它能够催生也确实催生了新的销售技巧。
英国的图书业相对来说经济基础较小，（伦敦）文学界的构成更加简单自然，其读者群更小（岛国大小），因此更利于原创。同时，由于图书商品的初始成本很高，英国图书业界组成行业联盟以维持高昂的小说销售价格。19世纪，在英国购买一本新上市小说的费用比以前或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例如，汉弗莱·沃德夫人那套印有史密斯–艾尔德出版公司标识的三卷本小说《罗伯特·埃尔斯梅尔》（第一版），在1883年的价格是一个半几尼（以今天的货币价值算，差不多有100英镑）。这当然是假设在那个年代有如此阔绰或疯狂的人能够去花这么大一笔钱买书。（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笑话说，那时的确有一个人一次买了一套三卷本——但谁也记不起来这个家伙的名字了，见鬼。）
那些如饥似渴地读完沃德夫人的小说并同其主人公一起经历宗教怀疑之痛的众多英国读者，是从流通图书馆借读此书的（一般是一次一卷）。这种短期“租借”图书的方式大大降低了购买图书的巨额开支。出版商和中间商借此获得了利润（6个月之内售出3,500套三卷本《罗伯特·埃尔斯梅尔》）；同时，由于人们纷纷涌向图书馆借阅，大大增加了对图书的需求，书商们可以等上一年半载，到便宜的（不过，6先令也算不上绝对低廉）再版书上市后进货（廉价版本共售出60,000册）。这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没有打乱任何人的计划。阅读物静静地流向读者，巨额现金又静静地流回去，获得的利润又进了图书馆、书商和出版商的腰包（在此利益链的末端，图书作者们也不无收获）。
与此同时，《罗伯特·埃尔斯梅尔》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哈查兹书店上架几个星期后，这在纽约百老汇大街的任何一家店铺都能以25美分的价钱买到。据估计，那一年这在美国共售出10万册，3年内卖出了接近100万册，而价格只不过是其在英国售价的零头而已。美国的图书文化是购书文化，而非借书文化，也因此更为纷杂。由于毫无约束，市场供求关系使书价一路下滑。在经济处于最低谷的时候，这位虔诚的英国女士的这本极度虔诚的小说是免费赠送的，而且还搭上几块肥皂——理由大概是，洁净之重要仅次于神圣。沃德夫人的小说在美国售出了几十万册，但她本人却连一个掺假的铜板都没拿到。
美国最终于1891年极不情愿地签署了国际版权法，至此，对英国“季节性作物”无所顾忌的剽窃方告终结。汉弗莱·沃德夫人是首批获益者之一，美国为其在1894年出版的小说《戴维·格里夫》预付了巨额稿酬（7000英镑）。然而，旧有的惯例还是很难改变的。对于消费者而言，美国销售的图书比起英国仍然便宜不少。沃德夫人1894年出版的这部畅销书在英国作为新书发售时标价31至36便士，而此书在美国的价格仅为1美元（为英国价格的八分之一）。作为1891年《蔡斯法案》之前那个时代的历史遗留物，这样的价差到今天也依然存在。一本精装畅销小说在美国仍然能以比在英国稍微便宜的价格买到手。
这个时期还留下了其他一些历史问题。美国图书业在这段时期未作耕耘却大获丰收，特别是在英国图书的“收成”上。就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言，没有哪个领域比通俗小说这一领域更为“特殊”。历史上有一些民族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小，但只要比较英国人在美国人口构成中相对于那些民族的绝对优势就能看出这种关系。例如，尽管美国有大量德国移民，这些人口在20世纪早期对于美国文化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但只有一部德国小说曾经令人艳羡地登上了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榜首位置，这部小说就是埃里克·马里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1929）。二战以后，雷马克另一部与《西线无战事》主题类似的反战小说（在德国被认为也是反德小说）《凯旋门》于1946年进入了畅销书排行榜的前10名。有几本译自德语的小说也上过排行榜，如里昂·孚希特万格的《犹太人聚斯》（1926）、维基·鲍姆的《大饭店》（1931）、汉斯·法拉达的《小人物，怎么样？》（1934）、弗朗茨·魏菲尔的《穆萨山的四十天》（1936）和他的“卢尔德故事”《贝尔纳黛特之歌》（1941）。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香水》（1986）是最后一部占据美国畅销书榜前10名显著位置的德语小说。
“伊萨克·迪内森”（即卡伦·布利克森）凭借其《七个哥特故事》1935年进入排行榜前10名。同样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芬兰人米卡·瓦尔塔里 20年后才在排行榜上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他的上榜作品是《埃及人》（1950年上榜，1955年根据该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再次上榜）、《冒险者》（1951）和《流浪者》（1953）。安娜玛丽·泽林科是个长期旅居丹麦的德国流亡作家，或许也可归入这批作家之列。她的历史小说《黛丝蕾》是1954年的畅销小说（一部关于拿破仑的电影就是根据此书拍摄，该片由马龙·白兰度主演，多少有点儿不可思议）。
1942年，尼娜·费多罗娃的《家》成为第一部进入美国畅销小说排行榜的俄国小说（该书上榜与其说与作者的国家背景有关，不如说因为故事发生在战乱的中国）。1958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和由他的（已经美国化了的）同胞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创作的《洛丽塔》几乎交替占据畅销小说排行榜榜首位置。而随着冷战的“解冻”成为大势所趋，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1914年8月》也在1972年挤进了排行榜。
法语背景的畅销小说明显稀缺，弗朗索瓦丝·萨冈的《你好，忧愁》（1956）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风流名士》（1954）是仅有的代表。这两部小说的走红均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风靡法国的“新浪潮”电影。而意大利小说中唯一在排行榜上留下印记的是迪·兰佩杜萨撰写的一部关于西西里某贵族家庭的小说《豹》（1960）——此书被普遍视为意大利最伟大的文学成就之一。澳大利亚小说则凭借考琳·麦卡洛的浪漫传奇《荆棘鸟》在1977年登上排行榜榜首位置。
西班牙语在美国一些边境州已成为第二语言，然而只有3部来自西班牙语国家的小说曾经进入排行榜前10名。伊巴涅斯的《乱世四骑士》于1919年荣登榜首（这一年人们仍然沉浸在兵连祸结的一战留下的创伤中）。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的《最后的清教徒：小说形式的回忆录》于1935年进入前10名。在曾经进入排行榜的Bildungsroman（成长小说）中，此书堪称最佳。而劳拉·埃斯基韦尔的《恰似水之于巧克力》也曾在1993年的周排行榜上时断时续地占据首位。
除了以上屈指可数的几部著作，再无其他英国以外的作品进入美国畅销小说榜的上游位置。下表列出了1900至1999年间每个10年期间进入美国的畅销小说榜前10名作品的统计数据，根据来源国排列次序。
上表中数字的增减变化表明，该世纪上半叶英国作品的渗透更深（总共180部作品中占了104部），这也不足为怪。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排行榜却陡然呈现出一种美国小说占明显统治地位的势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