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
古代希腊人将心理上的不成熟与政治上的不成熟联系在一起：阿多尼斯未能成年即意味着他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公民。阿多尼斯与专制暴虐的政府形式十分相合，即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在政治上极端幼稚。他对那些母亲般的女神们言听计从又使他切合于母权制的社会。他所体验到的都是溺爱的女性，并将这些特性投射到所有的女性身上，因此便产生了对她们毫无条件的绝对服从。
家庭在个人人格和由男性公民治理的城邦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希罗多德将古希腊的城邦与东方的专制帝国加以对照，指出在城邦制度下，即使统治者也要服从法律，而东方的统治者则置身于法律之上。就家庭生活而言，这样的对立在古希腊与东方之间同样存在。
为了说明东方君主的暴政，希罗多德记录了他们破坏家庭习俗的行为。萨迪斯的坎道勒斯王命令他的贴身侍卫盖吉兹在王后脱衣时秘密窥伺她。她于是强迫盖吉兹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希罗多德，1.8—13）。梭伦告诉吕底亚国王克罗伊斯，他所知道的最幸福的人是一个籍籍无名的雅典人，他的家庭父慈子孝，儿孙满堂。克罗伊斯本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又聋又哑，另一个在猎杀野猪时——就像阿多尼斯一样——被自己的朋友杀死；他的这个朋友还失手杀了自己的兄弟，因此被父亲放逐（希罗多德，1.29—33）。米堤亚的阿斯提亚格斯王在外孙居鲁士出生后下令将他杀死，以防止他将来篡夺自己的王位。哈尔帕戈斯没有执行他的命令，于是阿斯提亚格斯出于报复，不仅杀死了他的儿子，还让他食自己儿子的肉。后来，居鲁士虽然没有杀外祖父，但最终确实推翻了他的统治（希罗多德，1.117—119）。居鲁士的儿子和继任者，波斯的冈比西亚王娶了他的两个姐妹，后又谋杀了其中的一个；他还谋杀了自己的兄弟。他最后陷于疯狂，无嗣而终（希罗多德，3.31—32）。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波斯的薛西斯王统治时期，而薛西斯更是其中的登峰造极者。
希罗多德承认，希腊同样也出现过暴君，但他认为这些暴君都是一时的例外。至于说到他们的家庭生活，科林斯的佩里安德罗斯曾杀害妻子，废黜岳父，并将自己一个极有天分的儿子赶出家门（希罗多德，3.50.3—3.52.6）。雅典的庇西特拉图拒绝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发生“正常的”性关系，因为他害怕她的家族带有的一个诅咒（希罗多德，1.61.1）。
阿多尼斯不具备成为公民的能力，因为他和那些暴君僭主一样，不具备过正常家庭生活的能力。一方面，他没有建立任何家庭：他从未结婚，没有子嗣，年轻早夭。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出生在家庭之中：他是乱伦而非婚生的孩子，他的父亲试图杀死他的母亲。因此，他被双重地摒弃在公民群体之外：他不仅缺乏成熟特质，而且也没有门第家谱，而后者本身又是由于其母的不成熟造成的。如果说希罗多德想要表明的是创建家庭的政治必要性，那么，亚里士多德的《雅典人宪法》则试图表明家庭出身的政治必要性：“公民权属于那些父母是公民的人。”
直到公元前507年克莱塞尼兹将雅典公民身份的基础从族亲制改为地点制以前，胞族和族亲关系都是获得公民权的先决条件。即使在居民点取代胞族成为主要的政治单位之后，胞族关系依然十分重要。例如，尽管一个4世纪的雅典人可以是一个公民，而不属于任何胞族，但他的地位是“不自在的、成问题的”。再者，居民点成员的身份本身也是继承性的。由此，公民身份依然是一个出生的问题，正如《雅典人宪法》在说到克莱塞尼兹之后的时代时所宣称的那样。
希腊人不仅将不成熟与政治联系起来，还将它与狩猎也联系起来。阿多尼斯在狩猎中的不幸也象征了他无法长大成人的不幸。他本该是猎手，却成为了猎捕的对象。他对狩猎没有概念，也不知道狩猎的危险。他以为这个世界是充满母性的，或者他以为自己受到母性的女神的保护，可以避开世上的危险。维纳斯曾警告他，危险的野兽对青春和美貌并无敬意，但他却置若罔闻。
人与猎手之间的关联变成了人与公民之间关联的一个隐喻。皮埃尔·维达尔－纳凯（1930—2006）提出，根据《雅典人宪法》，雅典青年在成为公民之前必须服两年的兵役，而狩猎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维达尔－纳凯认为，这两年是一种通过礼仪，因此它是青年男子，即青丁在他们所知的以往的生活和将来的生活之间的一个间歇。也即是说，这些青丁将在边塞与战友们一起度过这两年，而不是在城市中和家人在一起。
维达尔－纳凯宣称，最重要的是，青丁所从事的狩猎活动与他们成年后成为甲兵时所从事的狩猎活动是完全相反的。作为青丁，他们在夜间的山林中单独狩猎，其装备不过是些网具之类，因此他们是依靠各种计谋来捕获猎物的。而作为甲兵，他们在白天的平原上集体展开狩猎活动，其武器是长矛，因此必须依靠勇气和技巧才能杀死猎物。青丁与甲兵的狩猎之间存在这种差别，其目的在于向青丁灌输甲兵的价值观。
维达尔－纳凯论证青丁制度与狩猎之间的联系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他首先诉诸与阿帕图里亚节相关的神话；在阿帕图里亚节期间，雅典的父亲们将他们年满16岁的儿子领来登记入簿，在同一时间成为公民、胞族成员和服兵役两年的青叮维达尔－纳凯断言，神话的主人公，雅典人梅兰索斯，或称“黑肤人”，就是青丁的一个反面典型：他是一个永远也没能成为甲兵的青叮即便已经成人，他仍然采用诡计，而不是依靠勇气和技巧来战胜他的对手皮奥夏的桑索斯王（即“金肤人”）。
再者，维达尔－纳凯又诉诸阿里斯托芬笔下的“黑猎手”梅兰尼翁这一人物：
我想给你们讲一个我小时候
听过的故事：
有一个名叫梅兰尼翁的青年，
怎样躲避了婚姻，在山林中独自生活。
他带了一只狗，
布网设陷阱，
猎捕兔子。
他仇恨妇女，以致从不回家。
梅兰尼翁憎恶妇女，而我们这些聪明人
在憎恶妇女方面，一点也不比他差。
（阿里斯托芬，《吕西斯忒拉忒》，第781—796行）
梅兰尼翁与青丁制度之间的关联有两方面，一是梅兰尼翁同样是一个黑肤的人物，他与雅典人梅兰索斯一样，让人联想到一切有关黑暗的事物；二是梅兰尼翁是一个从未结婚的青丁般的猎手。
假若我们从梅兰索斯是一个战士推断他也是一个猎手的话，那么他和梅兰尼翁一样，在狩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只达到了青少年的程度。不过，阿多尼斯比这两人还要糟糕：他在狩猎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形式的成功。因此，梅兰索斯和梅兰尼翁只是未能成年的青少年，而阿多尼斯与他们两人不同，他是个甚至未能进入少年期的婴儿。他距离猎手的水平之远象征着他距离公民的水平之远。阿多尼斯神话宣扬的是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只不过它是通过一个触目惊心的反例来实现其目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