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吉拉尔
勒内·吉拉尔对弗雷泽神话－仪式主义的看法我们在第五章已经讨论过；他不仅转变了神话与仪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转变了两者的起源与功能。神话与仪式之所以产生，并非为了获得食物，而是为了获得和平。将替罪羊——不论他是国王还是平民——献祭并非为了结束冬季，而是为了结束暴力。在吉拉尔看来，暴力是终极的问题，而不像索雷尔认为的那样，是终极的解决方法。神话与仪式不是应对自然的方式，而是应对人性——人的侵略性——的方式。
在《暴力与神圣》一，吉拉尔和拉格伦、兰克一样，援引俄狄浦斯神话作为其理论的最佳例证。吉拉尔认为，俄狄浦斯作为国王治理忒拜期间绝没有给忒拜带来什么瘟疫，他其实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忒拜的瘟疫或是根本就不存在，或是它绝非动乱的起因。或者瘟疫只是暴力的一个隐喻，因为暴力像传染病一样传遍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忒拜人之间的暴力行为在索福克勒斯剧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紧张关系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几个人物是：俄狄浦斯、克瑞翁和提瑞西阿斯。而结束这种暴力、使社会得以维系的唯一出路就是找一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成员作为替罪羊。俄狄浦斯虽然是国王，但是他身带双重耻辱，因而双倍地脆弱。首先，他是一个外来者：就人们所知，他并不是忒拜人；他取得王位靠的并非世袭，而是因为制服了斯芬克司。再者，他还是一个跛子，这是他出生时被刺穿了脚踝造成的。俄狄浦斯神话是在俄狄浦斯倒台之后才编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将罪责推到俄狄浦斯身上，为整个社会开脱：即宣称是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弑亲和乱伦行为给忒拜带来了瘟疫。至少这是索福克勒斯笔下提瑞西阿斯的口中之词：
假如我们从字面意义来理解提瑞西阿斯的回答，那么他针对俄狄浦斯的那通弑父与乱伦的可怕攻击就并非来自任何超自然的信息源［因此也就并不代表是“真理”］。对俄狄浦斯的谴责只是一种报复行为，源自两人在一场悲剧性的激辩中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是俄狄浦斯无意中自己挑起了头，因为他迫使提瑞西阿斯不得不开口。他指责提瑞西阿斯有份谋杀［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他激起了提瑞西阿斯的报复，后者掉过头来将指控对准了俄狄浦斯。……［两人］相互指责对方参与了拉伊俄斯的谋杀，是要将献祭危机的全部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每一个人都要负上相等的责任，因为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对一种文化秩序的破坏。
（吉拉尔，《暴力与神圣》，第71页）
按照吉拉尔的说法，实际结果是，在究竟谁应为社会秩序的崩溃负责这一问题上，忒拜人不过是接受了提瑞西阿斯和克瑞翁的观点，而没有接受俄狄浦斯的观点。是之后产生的神话才将胜利者的观点变成了真理：
作为宗教信徒的忒拜人寻求解决他们灾祸的良方；他们的方式就是正式接受神话，使它成为对近来造成城邦灾难频仍的一系列事件的描述无可辩驳的版本，使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秩序的纲领——简而言之，就是使自己相信，他们的一切不幸都毫无例外地源于那场瘟疫。这样一种态度要求绝对相信某个代罪牺牲品所犯的罪。
（吉拉尔，《暴力与神圣》，第83页）
事实上，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集体的暴力，而不在于俄狄浦斯个人，这一点已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证明。不错，瘟疫是停止了，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争夺王位的斗争，克瑞翁、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波吕尼刻斯和厄特俄克勒斯都卷入其中。吉拉尔宣称，索福克勒斯向这一神话提出了挑战，但同时又从未亮明其立场，因此，包括哈里森和默里在内，理论家们一直都将他的这部剧作看作是这一神话的戏剧化版本，只有吉拉尔自己更具洞察力，看出了这部剧作是对俄狄浦斯神话的一种挑战。
但是这一神话在《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继续，此时它却不再仅仅是谴责俄狄浦斯给忒拜带来灾祸，而是将他变成了一个英雄。即使是俄狄浦斯在位时，他也不乏英雄行为：他将结束臣民遭受的瘟疫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发誓要找出带来灾难的祸首，而一旦发现自己就是罪魁祸首时，他便坚持自我放逐。然而，吉拉尔认为真正的英雄并非像拉格伦所认为的那样，是那个失去王位的、自我牺牲的俄狄浦斯，而是居于高位的俄狄浦斯。即使作为祸首，俄狄浦斯依然拥有拯救忒拜的力量：正如他的在场引发了瘟疫一样，他的离去则结束了瘟疫。他是罪犯的同时也是一个英雄。他已经具有了神一样的力量，既能够带来瘟疫，也能够使之结束。
但是到了《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时，俄狄浦斯的形象被进一步地拔高了。在经过若干年的流放之后，俄狄浦斯来到了雅典附近的科洛诺斯。此时，忒拜国王召他返回忒拜。正如当年忒拜的福祉依赖于他的流放一样，现在忒拜的福祉则依赖于他的回归。俄狄浦斯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我们得知，在《俄狄浦斯王》中的那些事件之后，他曾希望留在忒拜，但最终却受制于克瑞翁等人的逼迫，不得不选择自我放逐。于是克瑞翁准备把他抓起来并带回忒拜。这时雅典国王忒修斯为俄狄浦斯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俄狄浦斯宣布，他死后将埋葬在雅典，而他的墓地将保护雅典免受忒拜的攻击。简言之，俄狄浦斯始于《俄狄浦斯王》中像神一样的忒拜国王，终于《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像神一样的雅典的保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