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普罗普、乔治·杜梅齐尔和谢和耐学派
列维－施特劳斯并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最早被称作结构主义者的神话理论家。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民俗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1895—1970）和法国印欧学家乔治·杜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在列维－施特劳斯之前就有了这方面的独立著述。普罗普破译自俄罗斯民间故事的一条共同的情节线索——我们在“神话与文学”一章中曾作过归纳——就是他所说的结构。普罗普的结构停留在叙事层面，因此与奥托·兰克、约瑟夫·坎贝尔和拉格伦勋爵所称的“结构”并没有什么不同；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一结构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是大相径庭的，也正由于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对普罗普的建树不屑一顾。与之相反，杜梅齐尔所揭示的结构和列维－施特劳斯的一样，都位于表层之下，但两人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杜梅齐尔的结构反映的是社会秩序，由三部分组成，而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反映的则是心灵的秩序，并且由两部分组成。
被证明为列维－施特劳斯式的结构主义最忠实的追随者的是一批法国古典主义学者——不过即使是他们也对其理论作了适合自身的修订；这批学者以路易·谢和耐为灵感源泉，以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 1914—2007）为领军人物。列维－施特劳斯常常受到猛烈的抨击，批评者说他将神话与其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甚至性的种种语境相割裂。在他关于阿斯迪瓦尔神话的文章中，列维－施特劳斯倒是确实对这一神话作了详尽的种族志分析，考察并整合了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宇宙论的种种因素。然而这却是一个孤例。韦尔南和他的同伴们——特别是马塞尔·戴田、皮埃尔·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和妮科尔·洛罗（Nicole Loraux）——将列维－施特劳斯对阿斯迪瓦尔神话的分析作为他们的样板。作为列维－施特劳斯的后继者，这些古典主义学者致力于解析神话中深藏的、常常是潜在的模式，但他们接下来更进一步，试图将这些模式与广义文化中的模式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