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模式
放在一起来看，神话太过纷繁，并不具有相同的情节，但是有些研究者提出，对于某一特定类别的神话来说，共同的情节是存在的，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在英雄神话中。其他类别的神话，譬如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关于天堂的神话、关于未来的神话等，其内部都差别甚大，因此只能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探讨共同点。泰勒只把讲述某一位神如何决定引发一个自然事件的神话作为具体讨论的对象，至于这神是什么样子的，是如何行事的，则不在他的讨论范围之内。弗雷泽将注意力集中在植物之神上，又进一步具体化为植物之神的死亡和再生这一事实，而不涉及死亡和再生是如何发生的。
不过，出人意外的是，1871年，泰勒曾经短暂地将注意力从关于诸神的神话转向英雄神话；他提出，在许多英雄神话中，主人公都在出生时被弃于荒野，接着被他人或动物所救，最终长大成人，成为民族英雄。泰勒寻求的只是确立一种共同的模式，他并无意将自己关于一般神话起源、功能和主题的理论应用到英雄神话上来。尽管如此，他诉诸这一模式的一致性，宣称不论英雄神话的起源、功能或主题是什么，它们在一切英雄神话中必然是相同的，由此才可解释英雄神话在情节上的相似性：
将不同地区相似的神话分类为可以比较的大组，就可以在神话中追寻由于精神活动法则明显的规律性而反复发生的想象过程的机理。
（泰勒，《原始文化》，第1卷，第282页）
弗莱认为神话是不受束缚的想象力的产物，而泰勒则认为，产生神话的想象力受制于严格的认知限制——这一观点预示了今天的认知心理学。
1876年，奥地利学者约翰·格奥尔格·冯·哈恩（Johann Georg von Hahn）通过14个具体例子论证道，所有“雅利安”英雄传说都遵循一个“遭弃和回归”的模式，这一模式比泰勒的更为具体。在每一个例子中，英雄都是私生子；出于对预言中他未来伟业的恐惧，他被自己的父亲所抛弃；接着他为动物所救，被一对下层的夫妇抚养长大，然后参战，获胜荣归，打败迫害者，解救母亲，成为国王，建立城市，英年早逝。虽然冯·哈恩本人是一个太阳神话的研究者，但他像泰勒一样，只是试图为英雄神话确立一种模式。倘若他想要更进一步将这些传说理论化的话，相信他的理论会建立在共同情节的基础之上。
与之类似的是，1928年，俄罗斯民俗学家弗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力图证明，俄罗斯童话故事遵循一条共同的情节线索；故事中的英雄在冒险过程中建功立业，然后荣归家乡，成就婚姻，取得王位。普罗普的模式回避了英雄的出生和死亡。尽管普罗普本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这里、在他早期的形式主义阶段，除了为英雄故事确立一个模式之外，他并没有比泰勒和冯·哈恩提出更多。不过，由此我们再次看出，任何理论上的概括都是基于情节的共同性的。
在那些从英雄神话中归结出模式、进而又将之理论化的学者当中，最重要的是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Otto Rank, 1884—1939）、美国神话搜集家约瑟夫·坎贝尔（1904—1987）和英国民俗学家拉格伦勋爵（1885—1964）。兰克虽然后来与弗洛伊德无可挽回地决裂，可是他在撰写《英雄诞生神话》时，却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坎贝尔虽然从来称不上是一个完全的荣格主义者，他撰写的《千面英雄》却与荣格一气同声。而拉格伦撰写他的《英雄》时则是一个弗雷泽主义者。兰克与坎贝尔的著述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神话与心理学时详加剖析。这里我们以拉格伦为例，着重谈谈情节的向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