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内·吉拉尔
拉格伦勋爵在其著述《英雄》（下一章中将对它详加讨论）中扩展了弗雷泽神话－仪式主义的第二种设想情境，将为社会群体而死的国王转变为一个英雄。出生于法国、其后定居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 1923— ）尽管从未引述过拉格伦的观点，却在其《暴力与神圣》及随后的许多著作中对拉格伦的这一理论作了反讽式的解读。拉格伦的英雄是自愿为社会群体牺牲的，吉拉尔的英雄却是因为造成了社会群体的苦难而被其杀死或放逐的。实际上，“英雄”最初是被看作罪犯的，也是理当受死的。只是到了后来，恶徒才变成了拉格伦式的、无私为群体献身的英雄。拉格伦和吉拉尔都将俄狄浦斯神话作为最能充分说明自己观点的例证。（尽管借用了俄狄浦斯神话，但他们两人都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两人都对弗洛伊德不屑一顾。）在吉拉尔看来，俄狄浦斯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俄狄浦斯王》中那个遭人唾骂的被流放者转变为同一剧作家《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中那个受到尊崇的恩主，这一转变正象征了从罪犯到英雄的转变。
但是，这一转变对吉拉尔来说，仅仅是整个转变过程中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无辜的受害者到罪犯的转变。最初之时，社会群体中爆发了暴力行为。其根源是人性固有的模仿他人的倾向，并由此造成了模仿者与被模仿者渴望同样的对象。模仿导致了对抗，对抗导致了暴力。社会群体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结束这种暴力，于是便选择了一个无辜的成员，将混乱的责任全部推到他的头上。这个“替罪羊”可以是任何人，从社会中最下层、最无助的成员到最上层、最显要的人物（譬如俄狄浦斯王）都可能被选中。这个牺牲者通常都被杀掉，但有时也被放逐，如俄狄浦斯王即是如此。这一杀戮是仪式性的献祭。对弗雷泽来说，神话指导仪式，而对吉拉尔来说，神话是在杀死牺牲者的仪式之后被创造出来，以便为这一杀戮开脱的。神话来源于仪式，这一点他和史密斯的观点一样，但是神话的产生是为了证明仪式的正当性，而不是为了解释仪式，这一点又与史密斯相异。神话将替罪羊变成了一个法理当诛的罪犯，然后又将这一罪犯变成了一位甘为社会群体的福祉牺牲的英雄。
吉拉尔的理论围绕着神话中的主角在社会中的地位展开，它似乎完全不适用于阿多尼斯神话。阿多尼斯的死说不上是自愿的，也说不上是无私的。他所居住的世界——森林和冥府——似乎完全远离社会。不过，在的第八章中，我们将从社会的角度阐释这则神话，而且还将论及吉拉尔本人对俄狄浦斯神话的阐释。
尽管吉拉尔从未引述过拉格伦的理论，他却经常引述弗雷泽。他赞同弗雷泽神话－仪式主义的第二种设想情境，并称赞弗雷泽为我们指出了弑君这一原始社会关键性的仪式；不过，他也批评弗雷泽忽略了弑君仪式真正的起源和功能。在弗雷泽看来，献祭仪式天真地应用了对世界蒙昧的、前科学的解释：国王被杀死和取代，这样，居于在位国王身心内的植物之神的灵魂就能够留住或恢复健康。献祭的功能完全是农业性的。人们对牺牲者并不怀有怨恨，他只是完成了自己作为国王的职责，而在整个过程中他的自我牺牲也是受到人们颂扬的。弗雷泽的这些观点在吉拉尔看来是对神话的掩饰手段信以为真了。仪式——以及随后产生的神话——的真正起源和功能是社会性的，而非农业性的；这一点将在第八章中加以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