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霍顿
泰勒认为神话与宗教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是人格化的，而科学的解释是非人格化的，这一观点受到了在尼日利亚度过其职业生涯的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霍顿（Robin Horton, 1932— ）的挑战。霍顿在很大程度上追随泰勒，因此被人称作“新泰勒主义者”。这一标签原本意在贬损，可霍顿却自豪地接受了。和泰勒一样，霍顿也认为宗教和科学都是对物质世界的解释；他也认为宗教的解释是原始的，而科学的解释是现代的，不过他更喜欢用不那么具有冒犯性的说法“传统的”来取代“原始的”；他还像泰勒一样，认为这两种解释是相互排斥的。霍顿并非专注于研究神话，不过他和泰勒一样，都认为神话是宗教的一部分。
泰勒说宗教的解释是人格化的，科学的解释是非人格化的，霍顿并没有在这个层面与之纠缠。但他区别于泰勒之处在于，他将这个泰勒紧抓不放的问题置于次要的位置，称之为仅仅是“解释性探索中方式的不同”。与泰勒相反，霍顿认为，解释事件时采用人格化原因并不比使用非人格化原因更少经验主义色彩，尽管采用人格化的解释依旧是不科学的（这点与泰勒相同，但却与列维-施特劳斯相异）。
泰勒将人格化的解释归因于原始人思维方式批判性的不足。原始人总是接受手头的第一种解释；他们像儿童一样，用自己所熟悉的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来类比事物。霍顿也认为原始人倚赖于他们所熟悉的事物，但他同时也指出，现代人也是如此。在霍顿看来，熟悉的现象是那些表现出秩序与规律的现象。因为在“复杂、变化迅捷的工业社会中，人类世界总在不断地流动变化”，所以必须要“在无生命的世界中”寻找秩序和规律。于是，“心灵在寻求用类比的方式作出解释时，必然地转向无生命的事物”。与之相反，非洲社会的情形则不同，在那里无生命世界中的秩序与规律性“远不如”人类世界中“来得明显”，在这一人类世界中，“不在家中与亲朋一起而与无生命的事物共处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心灵在寻求用类比的方式作出解释时，就自然地转向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非洲宗教的以下观点——即认为事件的发生是像人一样的实体所决定的——在理论上便站得住脚了。
霍顿与泰勒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以情境而非内容为依据来区分宗教的解释和科学的解释。他借用了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术语，提出宗教的解释在“封闭的”社会中起作用，而科学的解释则在“开放的”社会中起作用。在一个封闭的、不加鉴别的社会中，“对于已经确立的理论信条无法发展出取代的意识”。而一个开放的社会则是一个具有自我批判能力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取代的意识已得到高度发展”。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居于主流地位的信条由于从未受到挑战，因而具有神圣的地位，对其发出的任何挑战都会被认为是对神圣的亵渎。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现存的信条由于随时会受到挑战，因而不具有任何神圣的光环，能够得到合理的评价。
和泰勒一样，对于阿多尼斯神话，霍顿可能无话可说，而对于《创世记》第一章则可能有很多见解；他会像泰勒一样，将此章全然地看作是对物质世界起源的前科学解释，一种现代人在科学的解释面前无法保留的解释。现代人要保留它，只能重新界定它的功能或意义，而像泰勒一样，对这种重新界定他是不能允许的。
与霍顿相反，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古特力（Stewart Guthrie）把泰勒对宗教的人格化或者拟人化解释的关注又推到了前台。对于古特力和泰勒来说，拟人论是构成宗教（包括神话）解释的核心。不过，古特力与霍顿和泰勒都不同，他认为宗教中和科学中都有拟人化的解释。霍顿与泰勒认为拟人论是原始人所独有的解释世界的方式，而在古特力看来，拟人论是一种近乎普遍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