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权力机制，世界音乐，地理景观三者的互动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在权力机制、世界音乐和地理景观之间存在着如下的互动：西方权力机制（主要包括西方杜撰的东方主义神话和音乐工业）直接挪用非西方族群音乐（ethnic music），以流行风格将其改造成世界音乐；抑或非西方族群或民族国家屈从于西方霸权话语，以西方的“他者”形象构建非西方的自我（即所谓的无权力者通过有权力者的眼光看自己，如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通过他者眼光看自我”）；或者甚至于反其道而行之，以混杂的全球化风格抵制/颠覆西方霸权话语，这样来表征地理景观、构筑文化政治的意义。
各个章节（除导引性的第一章外）的内在联系还可作这样的解读：西方如何以媒介音乐杜撰了东方主义的神话，建立了西方的话语权力（第二章）；以北非的“史实”和现代神话为例（第三章），世界音乐的表征分别在余下的四章里按照地域逐步扩大并生产相应的意义：民间–族群（边缘性，流动性，时空交汇性），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和发明的传统），流散地–家园（混杂性，失位感，回归感），全球景观（流动的城市公共空间，音乐节的地域–历史–全球多重空间，虚拟空间）。
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比较音乐学的历时性，新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即早期的音乐人类学）的共时性，20世纪90年代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后现代时期，即历时–共时的结合，也就是新文化地理学思想和新历史主义思想两股潮流的合流。而各章也大致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第二、三章涉及比较音乐学，第四章涉及音乐民俗学和民族音乐学，最后三章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的当下学术状况。当然，各章也处处结合对比世界音乐的现状。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说，菲利普·V.博尔曼借世界音乐为题，实际上为的是向公众普及有关音乐人类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其历史和现状。他将世界音乐——音乐人类学当下学术一个主要方向——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中，以后现代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理论的视角，阐释了当今世界音乐不同层次的生存空间、话语现状，及其所反映的人们对身份认同的诉求。不失为一部反映西方音乐人类学和当下世界音乐研究学术路径的新经典之作。
最后，还要感谢作者菲利普·V.博尔曼教授，在翻译过程中，他对于译者的求教电邮每信必复，不但翔实地解释了一些美国英语语词和短语的特殊用法，也介绍了有关学科学术的背景情况，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本译著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