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地
第六章将空间移出国家领土界限之外，探讨海外的移民流散地（流动并散居）的空间。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Clifford Geertz）提出了所谓的“旅行文化”，认为文化不应该被限制于某一特定地域，而应该看作是家园与旅行地之间的关系纽带，旅居的文化世界是一种杂交和混合的体验。“地点不能理解为限定的实体，而应理解为这些流动的相交”，“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的，而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混合的”（参见《文化研究导论》）。流散地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政治、历史和音乐的状态，其音乐的历史也记录了在形成流散地景观的移民过程中的那些界限和路线，构建了相遇、移民和融合新的音乐文化空间，释放出新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即绘制了流散地和世界音乐的新地图。如果说民间音乐和民族–国家的音乐孕育并强调了地域感（sense of place）（如第四、五章所述），流散地音乐则孕育并强调了世界音乐的那种失位感（placelessness），但在杂交混合的过程中又形成了新的“全球化的地域感”（global sense of place）——一种超越国界的认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范畴的分类与分析联系着现代性，而范畴的混合杂交与解构诠释则联系着后现代性。如作者所言：
流散地处于失位的状况，这样它变成了世界音乐最彰显的地方之一。流散地的音乐既描述了人们从家园被放逐的状况，也记录了放逐文化与家园的历史和地理的连接，或至少与据称是家园的那个地方的连接。流散地的音乐所涉及的是已存在的地方和正在生成的地方，还涉及到把现在的失位之地同过去及将来联系起来的地方，而地方则可以想象为真实的。想象一种地方感以取代失位感，这样的过程必定由并置曲目而产生混杂和融合；那些曲目正是顺着流散地的路径沿途收集而来的。
保罗·吉尔罗依利用杜波依斯关于非裔美国人“双重意识”的概念，将“黑色大西洋”上升为一种概念空间，使特定群体“既有可能维持那些同历史家园相联系的文化习俗，同时也对新家园做出回应”。以文化协商（或商榷）的方式，让“音乐在两种意识的地图上描绘自身”，清晰表现了流散地的文化地理景观。对于虚构的想象的离散地，如凯尔特民族的空间，以及“对许多无国家的民族而言——例如库尔德人，他们的家乡跨越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三国边界——世界音乐暂时将流散地的失位感转化成表达共同历史的一个空间”，即将虚拟的共同空间转化成历史–神话的共同空间——一种新的虚拟的地域感，亦是一个跨国界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个过程里，他们的世界音乐也即是一种维护虚拟疆界的“发明的传统”。
失位感往往伴随着回归感。如文中讲述了在英国的南亚流散地的学生，如何通过下午的印度音乐课，而使其信仰回归之路由隐喻转变成真实。演唱拉加便是回到了故国家乡，音乐之旅成为想象的回归之旅或民族认同之旅：
音乐界定地域，不是靠孤立它，而是靠打开其边界，这样不同体裁、风格、曲目，有的属于南亚，有的不属于南亚，便能越界，互相丰富对方。
伊德尔松所收集、编撰的犹太流散地的音乐巨著，10卷本的《希伯来–东方旋律宝库》则说明了流散地空间可以由音乐（如犹太教会调式及其富有特色的小二度音程）统一起来，即使是凯尔特世界这样虚拟的流散地空间，也是靠一些共同的音乐因素（如五声音阶、风笛、竖琴等）加以统一的。换言之，音乐构建了一种千年流散后重新聚合回归的意义空间。之所以产生这种文化的回归感，是因为身份主体意识的复苏，那在宗主国已经淡化，乃至完全丧失（这种现象称为“属下性”［subalternity］），这样的复苏策略是要跨越国界横向联系同一民族的群体，以建立认同感，但无论如何，所谓的文化共性历经千年的流散混杂后已经模糊，更多是差异而非共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