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与世界
第二章以媒介空间里的世界音乐为对象，围绕“东方主义”关于东西方权力关系的问题及其所产生的意义展开，涉及权力的手段、话语和机制。我们发现权力既可以制造，也可以瓦解差异。作者首先尖锐地指出西方用技术手段占有、剥夺、挪用东方音乐：
这里现实的问题难道不是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吗？换言之，难道不是那些不拥有这样的音乐，但确实拥有技术来占有它的人，运用技术表征的手段剥夺“土著”的音乐并挪用来为自己欣赏、研究和消费吗？
本章涉及世界音乐中关于权力的两个问题——音乐的运用和妄用（abuse）：（1）运用音乐来“区分出两个世界，即有权力者和无权力者”（2）妄用音乐则是“把他人的音乐记录为乐谱或录制成唱片作为世界音乐呈现”，它引发的问题是：
谁从表征的行为中获得权力？谁丧失了权力？
接着作者论述了殖民时代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这一“以权力构建他异性”（或“他者性”，otherness）的空间。“中央航路音乐家没名没姓的事实，说明了西方在历史上是如何通过强使他者佚名而实行主宰的”。东方主义不仅是描述的过程，也是权力和支配的问题，由此一个群体通过特定方法界定东方的身份，也界定西方自我。（部分参见《文化研究导论》）作者反思了音乐人类学中的这一类界定，提出了权力在西方“我者”和非西方“他者”之间所构建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对应话语分类：
音乐人类学成为“高”文化和“低”文化、“口传”文化和“书面”文化、“大众”与“精英”、“有历史”民族和“无历史”民族、“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空间，或者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空间。所有这些名称，以及它们形成的概念对子，显然都来自西方，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这里的似是而非就更令我们困惑了。在这些对子里，一个名称可以为观察者所用，以此将另一个名称归至被观察者所占据的空间。
这样一套基于他者性的二元表征语汇确实有助于西方区分出一个劣等的“他者”，从而得以反衬出优等的西方的“我者”，构建东西方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一个想象中的我者–他者空间。
而作为权力表征的“录音手段介入我者和他者之间空间，重新界定了这一空间”，即非我非他的所谓的“第三空间”；或曰，录音手段具备“瓦解我者和他者之间差异的这种权力”，如本章最后的凯尔特音乐专辑《圣地亚哥》，“牢牢为西方录音工业所掌控，同时，它将一种凯尔特幻想刻录在唱片上”，它挪用了一个想象中的凯尔特世界的空间形象（主要是风笛元素），加上世界流行风格（波尔卡，古巴元素）和中世纪宗教吟诵风格，“对人们而言这种幻想既有熟悉之感，又具异国情调，足以成为西方及他者之间的世界音乐空间的缩影”。因而“具有赢得1997年格莱美最佳世界音乐大奖的所有必要特征”。在这里格莱美大奖和录音工业成为主宰文化的权力机制和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