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音乐的后现代空间概念：关键词解读
博尔曼的这本《世界音乐》，涉及后现代空间理论的多个概念，了解这些概念有助于对内容的理解。文化地理学和空间理论之所以成为显学，是由于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推动。虽然福柯的理论大多建立于历史的角度（他的理论谱系结合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文化再生产与表征，解构主义的互文性），但在他晚年（1976年）又在他的知识–权利批判中加入空间维度，并认为20世纪是空间的时代。可以说“空间范畴和空间逻辑主导着后现代社会，就像时间主导着现代主义世界一样”（哈维［David W.Harvey］1990，转引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2001）。尤其是全球化的现状，进一步将空间理论和文化地理学推向了学术中心。这也暗合了音乐人类学的发展进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注重历时性的比较音乐学，20世纪下半叶以来更注重共时性的空间。
首先是关于“地域”（place，而site和venue多译作“场所”和“地点”）和“空间”（space）这些地理景观——人类任何活动都离不开的范畴，因而这样的范畴也必定带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即有待解读的文本。如前所述，相对于动态的时间维度，先前人们普遍认为空间维度是静态的，但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颠覆了这一陈见，他认为，空间是社会的构建物，而社会构建物本身又是按空间组合的，因此空间是由一系列动态的过程——权力和象征——构筑的。地域可以理解为，由权力的社会关系有意义地构筑的，由身份认同或情感投资的一个场所或位置（location）。由是，地域表现了在空间里的意义生产。虽然空间更具涵盖性，但二者有时也有区分，地域强调面对面的实际相遇（encounter），而空间更多是指虚拟的接触（contact）。因此空间/地域可以指人类的经历、记忆、愿望、认同等的焦点所在。（参见《SAGE文化研究辞典》，2004）也可以说，空间/地域可以分为实际的空间（或地域，客观维度）和表征的空间（隐喻的空间，主观维度），前者是可感知的物质环境，后者是特殊的抽象符号，这样生成空间的过程称作“空间生产”（production，来自马克思的“社会/精神生产”），既生产了物质化的空间，也生产了不同群体的空间认同感。（参见《文化研究关键词》，2007）研究一种“景观”，是指研究一个空间/地域及其外观是如何获得文化/社会意义的，既有现实的，也有表征的。（参见《文化研究导论》，2004）
其次，各章还涉及一系列若虚若实的其他空间范畴，如：西方与非西方（他者），神话与历史，民间，国家/民族，流散地与家园，全球等等，大多属于历史人为构建的话语空间，不一定指称具体的实体存在。虽然非西方可以指向具体的国家/民族、地区、族裔、社群（也都是人为的范畴认定），但所谓的“他者”则完全是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所制造的幻觉或曰话语，这些话语反过来又主导了人们对上述地理范畴的想象，造成了更多的主观而不真实的话语空间和不同层面的身份认同。神话和历史经常没有严格的界限，因为历史也是人为想象的构建，难免掺杂着神话因素，不存在完完全全的所谓“史实”；如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的，神话是大众文化中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是文化政治的表征空间，受到权力的操纵。其实，所有的空间范畴也都是如此。
这些空间范畴的意义和内涵都随着历史而变化，突出者如nation的意义。（按照上下文分别译作“国家”或“民族”，有时也并列二者“国家/民族”，而台湾地区则有译作“国族”的，见林语堂《远东英汉大词典》1977）
在12世纪的欧洲，nation原指民族，即某一个人类群体，其成员由于复杂的历史过程而有着诸如语言、习俗和信仰等共同的属性。然而近18世纪末，文化的意义几乎完全被北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新兴的政治经济观念所取代。地理与政治的准则成了决定因素，产生了nation的另一个定义——国家，指一个国家所控制的空间，或延伸开来指人类群体，其成员同国家融为一体，在自己领土内获得政权和自治。一个多世纪以来，两种意义都在使用，有时指政治实体，有时指文化实体，也有二者兼而有之的。然而政治意义似乎占先（如加拿大的魁北克）。（Grenier & Gebault，Representation of Music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Ethnomusicology 34/3，1993）
至于folk一词的内涵及所涉及的地理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古撒克逊语–高地德语里仅泛指“人们”，在古英语里变成了“民族”和“普通百姓”，20世纪中叶才出现了“民间音乐”的说法，指“大众（popular）或传统的音乐”（参见《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本）》2004）。如作者所指出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发明了世界音乐，可那只是一次简单的命名行为而已。正是他杜撰了民歌（Volkslied）这个词，不仅用来指他在当地听到的音乐，也用来指他在整个启蒙时代的欧洲世界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曲目”，也就是说，这个词当初指的是德国和欧洲的大众和传统音乐，而现在其所涉及的地理空间延伸到全球，联系着社会各个层次的身份认同，大到一个民族/国家，小至一个族裔/社区，可以指所有口传的音乐，几乎与民族音乐或传统音乐同义。
还有同祖国家园相对的“流散地”（diaspora，源自希腊语），如作者指出的，该词原来指“希腊古典文明从中心的城邦散布到边缘的岛屿和殖民地。犹太历史也从犹太人的和非犹太人的角度解读为流散地的历史”。现在扩展到指所有的海外移民社群。这个地理空间同样是由历史——古希腊文明，以色列文明，现代文明——构建的话语空间，如《圣经·旧约》所言：“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必在天下万国（diaspora）中抛来抛去。”（《申命记》28：25）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样的话语形象地将流散地构建成失败者流亡漂泊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空间，这正是当初犹太移民以及后来其他民族中部分移民的景观。
最后是全球化的空间，那是经济一体化、移民运动和传媒网络令各种文化相遇、混合或并置所带来的结果，涉及后现代文化地理学意义阐释中的一个共同点，即“时空压缩”，造成了两个相反的结果，一个是跨越空间的时间急剧缩短，“使时间空间化”，即并置多元文化符号；另一个结果是“全球村”的形成得以“通过时间消灭空间”，造成了文化的同质化，这样便使得区域性的身份认同日益减弱，乃至消亡。两种结果的历史性的紧张关系，造成了文化产品的易变性和短暂性，因而人们为身份认同而不断地构建新的符号与意象，乃至混杂性大行其道，不断创造出不稳定的新的异质的文化形态，而这种混杂性就是在重复中变化，在变化中重复，所形成的“第三空间”消解了本真性和本质性，开启了生产新意义的话语和身份认同的全新空间。（部分参见《文化研究关键词》）上述各种层次的意义空间话语构建都可称之为“表征”（representation）。
文化研究中的“表征”在认识论上是对纯客观性的颠覆，在艺术或文化中是对现实主义的颠覆，因为我们无法“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呈现它”，即使照相也不能精确复制，我们只能以我们的想象，以符号或意象（称为“话语”［discourse］）重新呈现或代表它，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性，因而经过表征的产物已经不是原来的事物，而只是变体之一。也可以说，理解文化景观不是简单地理解在某个空间里可以发现的“客观现实”及其单一意义（比如发现某些具有特征的“文化区”），而是要了解多重“现实”以及阐释多重意义，每个群体都可以通过各种媒介——艺术或大众媒体——“表征”某个空间，从而声称自己发现了该空间里的“真实”，这些呈现某种事物或空间的方式即是“诗学”（poetics）。“通过表征体验所有这些空间、地域和景观，而表征则以各种形式被大规模再生产，在想象的共同体内广为流传”。（参见《文化研究导论》）
在这一表征中，什么得到表征？什么被排除在外？什么被改变、争夺、商榷？为什么如此？这样有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联系着文化政治，即社会群体间和个人间充满权力的关系。“权力”（power）也是福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力量，个人和群体可以用之压倒和反对他人而达到自己的目标、获得自己的利益”（参见《SAGE 文化研究辞典》）。权力更多地指的是一个庞大的网络，各种关系力量的集合，不能单独存在，只存在于差异关系中（参见《文化研究导论》），如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和年龄的各种相互对立的不平等关系中，还有如在空间的范畴里所探讨的西方与“他者”、民族国家与全球化、流散地与家园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反映在表征里，则是对意义的挪用（appropriation）、争夺（contest）、商榷（negotiation）或抵制（resistance）。在表征上述空间景观中关于权力的斗争及其意义的差异和矛盾时，我们还遇到了一连串的地理学概念：位置、地形、并置、边界、流动、跨界、错位、复位、融合、杂交。这些概念塑造了各种意义之间不同的文化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