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音乐节：全世界的舞台
民族志现场：2001年9月22日。世界音乐，如我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芝加哥所遇到的，也如我在最后一章最后这一节所写的。“2001年芝加哥世界音乐节”才进行了两天，但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世界音乐的一个舞台，这已经是芝加哥第三年举办世界音乐节了。看看今天安排的活动日程——在官方节目单上总共有17项活动——我们便大体知道自己所理解的“世界音乐的一个舞台”究竟是指什么。
这个大都市成为世界的隐喻，通过绘制其音乐和音乐文化的地图，使得任何一个人都能参与这场相遇。音乐节的地图有意延伸到这个城市的所有区域，所有的“居民区”——芝加哥人习惯用“居民区”指称他们文化地理的区域划分。每场音乐会的地点都标以两个字母所代表的居民区地址，如HP代表海德公园，这是芝加哥大学所在的居民区。也许并非偶然，居民区地址如同标明国籍的车牌，如GB（英国）或PL（波兰）。芝加哥这些居民区因其要求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归属而闻名，以至于城市大多数居民都知道，皮尔森是墨西哥人区，西北部是波兰人区。然而，再仔细看一看这个城市世界音乐节的地图，可以发现它不只是复制居民区的族裔和国家认同。也许有一半地址不仅仅是作为世界音乐的舞台而重构的居民区，而是作为世界音乐的舞台（恕我罗唆）而重构的真正舞台，例如芝加哥交响乐中心今晚将主办一场巴勒斯坦乌德琴演奏家西蒙·沙欣（Simon Shaheen）的演出；宣传上说阿尔及利亚的雷乐明星哈立德将于9月30日在里维埃拉剧场举办“闭幕音乐会”。居民区“中心”通常主要是为居民区提供广泛的社会及市政服务，如今也成了舞台。最不出所料的是，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的堡垒也成了舞台，主要如“老城区民间音乐学校”，还有许多本城的跨国文化中介场所，如博德斯音像书店。
只要你愿意，你尽可以对“2001年芝加哥世界音乐节”不屑一顾，认为那只是娱乐和旅游活动。有不少著名的世界节拍团体，他们大多在高消费的地点表演。音乐节主办者是市长特别公众活动办公室，在举办了集中在市中心的格兰特公园的各类夏季音乐节后，他们对秋初吸引游客来芝加哥信心满满。夏季的几个月里，布鲁斯音乐节、爵士音乐节、福音音乐节、凯尔特节、万岁拉丁节，你方唱罢我登场，虽然这些节日本身不收取入场费，但事实证明世界音乐为这个城市带来了财源。由于“9·11”事件的震惊带来了一种不确定性，吸引进行文化之旅的游客来芝加哥，在“2001年芝加哥世界音乐节”期间显得更为重要。
同样，任何人若希望批评世界音乐，认为那是同质化的全球流行乐、文化帝国主义制造的音响，他们都能很容易找到目标。然而这样的批评可能误读世界音乐重新描绘城市、回应多种多样的当地因素的方法。例如，居民区地图上分布最密集的是布鲁斯音乐家。之所以说密集，是因为音乐节地图仅仅让人们注意一种分布已经很密集的世界性音乐文化，即以“芝加哥布鲁斯”或“城市布鲁斯”而闻名全世界的那种音乐文化。相比之下，最后这一节所论述的这个周末，为人们提供了与世界音乐相遇的机会，也安排了许许多多美国印第安人的活动，其中主要的是埃斯基卡戈印第安人的帕瓦仪式（Eschikagou Indian Powwow）。这个帕瓦仪式季最后的大集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它始于美国西部各州和加拿大一些省份，横越北美大陆，最终直达芝加哥，因而要将这些背景理清楚非常困难。这些表演始于“美国印第安人昼夜平分庆典”，而今天正是春分点的表演。帕瓦仪式在历史上是北美大平原各族群之间相互认同和抵抗的一种本地化仪式，它将在芝加哥地图上占据的地方，正是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的原址，世界音乐最早的民族志录音就是在这个场地上完成的。为了这个周末的表演，埃斯基卡戈印第安人的帕瓦仪式做了颇为高调和引人注目的宣传，响应了为21世纪北美的身份认同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它通过音乐表演而再现了历史上一场未加遏制的相遇，那一相遇将印第安人从自己的家园驱赶出去，而2001年帕瓦仪式季又重走了那些相遇之地。
全球化不加遏制，牺牲本土和当地的音乐家，为的是支持世界节拍的制作者的权力，难道本次世界音乐节又重现了这样的事例？并非如此，除非人们希望将这个节日看作一个整体，即看作一场单纯的活动，认为其只是反映了西方霸权的一个隐喻。在全书，我所反对的正是上述这样的单一眼光。一个音乐节不仅仅是集中的世界音乐的表演时间，而是许许多多不同历史的汇聚时刻。赋予世界音乐节以结构的那种历史性框架至少由三个不同层面组成。在第一个层面，尽管有世界音乐节，音乐家和听众却继续呼应当地少数族裔、民族和宗教等群体的诉求。这个层面的音乐表演与音乐节其他活动交汇，如是建立的联系超越了当地的话题范畴。音乐本身主导着舞台。聚光灯聚焦爵士，或非洲与古巴的融合音乐，或凯尔特舞曲，或雷乐。在第二个层面，人们庆祝一个节日或历史事件，通过复兴而有效地将音乐重新连接到从前的语境中，这一复兴视音乐节为其生命线。最后一个层面，无疑，世界音乐节显然试图重构音乐本身，将之作为重绘无边界世界地图的手段，借此绘制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地图，其中地方的、少数族裔的、种族的和宗教的差异全部消解。那个乌托邦世界不剥夺任何人与世界音乐相遇的机会。
在这最后一节的民族志现场里，世界音乐节无处不在，这也是其日常之态。读者用不着去远方寻找，也用不着等待很久，就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音乐节。虽然我对21世纪初世界音乐的节日化进行了个案研究，但我仍要提醒读者，不要把节日化看作世界音乐历史长河中的终极目标。一次世界音乐节所产生的相遇的类别并不新颖，这些类别肯定不是新千年各种历史趋势不可避免的汇聚。某些形式的相遇消失了，但另一些相遇形式的数量和种类却增加了。几乎没有——据我看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与世界音乐相遇的丰富方式在当今有减少的迹象。当今的世界音乐节充斥着各种相遇，如果我们——作为音乐人类学家，也作为21世纪的全球公民——更多地以民族志的方式对这些相遇加以考察，那么我们便会认识到，每一次活动，只要置于一个重归世界的大都会舞台上，都会见证一种不同的相遇。它也许需要我们参与，也许不需要；也许会改变我们——自我和他人——之间互动的方式，也许不会。然而，世界音乐产生于相遇，相遇的历史脚步不会停歇。我们每一个人——音乐人类学家、音乐家、业余爱好者、被动的听众——都会越来越多地同世界的音乐相遇，而且相遇的方式日益增多，这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带入到这样一个世界里去，这个世界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再也无法同我们自己的生活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