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地，地方，世界音乐中的失位感
流散地处于失位的状况，这样它变成了世界音乐最彰显的地方之一。流散地的音乐既描述了人们从家园被放逐的状况，也记录了放逐文化与家园的历史和地理的连接，或至少与据称是家园的那个地方的连接。流散地的音乐所涉及的是已存在的地方和正在生成的地方，还涉及到把现在的失位之地同过去及将来联系起来的地方，而地方则可以想象为真实的。想象一种地方感以取代失位感，这样的过程必定由并置曲目而产生混杂和融合；那些曲目正是顺着流散地的路径沿途收集而来的。
流散地呈现出非常不同的形态，但是可以归纳出三种非常普遍的强制力，这些强制力使人们不得不离开自己所属的地方。首先，宗教的原因导致人们被驱逐出原籍。离开原籍的旅程表现得很神圣，尤其是因为上天要求该旅程最终回归原籍。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些流散地，突出者如犹太人的流散地，正是因为回归的希望，才表现得极度神圣。其次，有些民族和文化没有可称为故乡的地方，因而必须不停地迁徙。关于这类流散地也有典型的例子，如众所周知的罗姆人和辛提人（Sinti，东欧的罗姆人）的流散地。第三，社会经济原因产生了更多现代的流散地。随着各个帝国的解体和民族主义冲突而来的移民和移居大潮，是这一类流散地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
保罗·吉尔罗依（Paul Gilroy）利用W. E. 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关于非裔美国人双重意识的概念，富有启示性地创立了“黑色大西洋”理论，将之看作一种概念空间，在这个空间内，带有非洲渊源和无非洲渊源的文化特征相互影响而产生流散地的历史和地理。双重意识，也许甚至是多元意识，使群体既有可能维持那些同历史家园相联系的文化习俗，同时也对新家园做出回应。无论杜波依斯所指称的美国黑人，还是吉尔罗依的“黑色大西洋”，他们的诸种音乐，既能够相互明显区分，又有共同特征，这些特征转而成为一部共同历史的素材。双重意识完全不是历史精神分裂症，因为有一种关键的意识因素一直固植于共同的传统中，而这些传统来自于统一的认识——对流散地经历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正如吉尔罗依以及多元意识的其他理论家迅速给出的答案，音乐是最有力地象征共同传统的一种形式。如果音乐作为家园的痕迹幸存下来，它也提供了一种手段，可以在流散地环境里同其外界的文化相互协商（negotiation，即协调、妥协而后变化以求生存）。简言之，音乐在两种意识的地图上描绘自身，成为清晰表现流散地的一种方式。
乐器常常是流散地渊源最明显的痕迹。在非洲流散地，乐器伴随奴隶贩运，穿过中央航路，奴隶和曾经的奴隶利用音乐回忆自己和祖先共同的过去，因之对乐器习俗和合奏的记忆在美洲各国得到恢复。用木条和金属条组成的木琴类乐器，长期以来就作为证据，来证明出自西非的合奏乐器得到了保留。木琴类乐器还提供了经验证据，即如何将非洲的节奏和拍子概念同非裔美国人和非裔加勒比人的音乐联系起来。在东亚和东南亚，乐器和乐器合奏也为记录流散地的经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丝竹乐队在东南亚的流传，所循的是中国人贸易和东南亚拓居的海上之路。东南亚的金属琴乐队（如爪哇佳美兰乐队）也反映了流散地的格局，因为它们遍布该地区，表现出语言、经济和音乐的关联。
乐器的流散地格局不仅仅是散布和传播的问题。多元意识的跨界交流常常更有意义。南亚流散地的乐器配置是交流的一个最复杂的例子，也是联系家园和流散地的共同网络。在跨越南亚的宗教、语言和社会等界限的历史过程中，乐器起过重要的作用，见证了南亚文化复杂历史意识的形成。随着殖民时代的到来，全新的、明显外来的乐器输入印度。虽然许多乐器很快进入印度音乐习俗，但总的来说，那并不是将这些乐器硬塞进去的结果。小提琴和单簧管进入了卡纳塔克邦的古典音乐，而簧风琴进入了印度斯坦的古典轻音乐和祈祷音乐。紧随后殖民时代产生的流散地，使乐器得到广泛的输出。因此，来自印度斯坦音乐的锡塔琴（sitar，长颈拨弦鲁特琴）和塔布拉鼓（tabla，双小鼓）很快进入西方爵士乐和摇滚乐（我们只需要看看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在《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中的伴奏就可以了解这个情况），以及南亚世界节拍这样的体裁。簧风琴尽管起源于西方，但现在也可以用来描绘南亚流散地的状况，甚至全球的簧风琴制造中心是加尔各答。
在这一整章，实际上也是在全书，我们都见证了世界音乐的爆炸如何与流散地的急剧增加同步。若问及原因，我们就会发现所得答案非常复杂，其中很多答案也相当令人不安。首先，有更多的群体有意识地将几乎不相关的移民格局单一化，其方法是将这些移民格局一律重新描述为流散地。例如爱尔兰海外族裔越来越多地开始将自己所处的地区称作爱尔兰流散地。一些新流散地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例如凯尔特流散地，可是它们表明了人们对承认双重和多元意识的深切关注。显然，在各种民族主义相互竞争的时代，这些离散地也表明了世界碎片化的状态（fragmentation，指将前现代的有机整体加以解体的思想风格和社会状态）使得失位感得到惊人的传播。世界音乐为流散地的叙事提供了一个音乐空间，无论叙事是民族的还是宗教的，或是由违反人权而引发的。例如，正当“新欧洲”出现了“新流散地”之时，这些新流散地的音乐也如世界音乐那样最容易听到，也最有效力。这无疑是中欧穆斯林流散地、英国南亚流散地、西班牙和法国的北非流散地的情况。对许多无国家的民族而言——例如库尔德人，他们的家乡跨越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三国边界——世界音乐暂时将流散地的失位感转化成表达共同历史的一个空间。在流散地本身经历全球化的这个时代，世界音乐结合了反映多元意识的结构，以至世界音乐越来越多地反映失位感和回归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