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地的再度相遇，1492—1992
1492年这一年最终生发出一个又一个海外流散地。当然，正是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新世界，而这个新世界不久之后就几乎成为按它自己的他异性所界定的一个殖民空间，他异性是指它不是旧世界这样的现实。随着新世界为殖民化开放门户，引发了移民定居的新机会，相对于旧世界而言，它的一些有利之处——建立新的贸易网络或逃避宗教迫害——对来自其他“世界”的每一个人却非常不利，因为他们并不享有欧洲在航海大发现时代轻易获得的那种历史特权。曾激励哥伦布、其他探险者和那些资助全球地理发现的贵族的那些共同因素却对已占据欧洲土地数个世纪的他者尤其不利。1492年，收复失地运动——从非欧洲人、非基督徒手中重新夺回伊贝利亚半岛（那些人在那里生活了好几个世纪）——也终于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所有的穆斯林和犹太人被强行赶出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492年之后的那个世纪，人类被迫大规模地向世界各地迁移。因之，流散地便被公认为早期现代主义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现代早期及之后几个世纪，几个“92年”——自西班牙历史性地生发了流散地之后，那些年份标志着过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引发了诸多纪念活动，但同时对我们后来称为流散地的被迫移居现象的反思却显然较少。例如，这几个92年见证了世界博览会，从世界各地汇集并展示各种文化。虽然只是因为这样几近平凡的事实——1492年是世界历史第一次引发历史意识的时刻——可是这些年在文化上的努力，引发了在几个92年所进行的纪念活动，其规模都绝对是全球性的。用来纪念和庆祝92年活动的音乐，那就是世界音乐。1893年芝加哥举办的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其规模庞大，以致主办者需要另一年来筹办），有无数次世界音乐表演，其中至少有多达103次的表演录制在该博览会有关世界音乐的第一批系统录音里。1892年（或1893年）那一年，几乎没有讨论流散地本身，而更多是讨论自1492年的征服以来西方对世界的主宰。
1992年的纪念活动声势浩大，声满全球。新世界为自己庆生，在旧世界，尤其是西班牙，几乎不失时机地宣称其500年来扮演的全球角色。然而在1992年周年纪念上，审慎地提到了被迫移居和流散地的问题。甚至于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那是批判从前“新”“旧”二分法的一种说法——还在与继承自“第一”和“第二”世界的后殖民遗产斗争的时候，现代的殖民主义时代基本已告结束。正是在1992年，对驱逐犹太人的历史进行了评判，态度更加开放。被驱逐的犹太人的名称——赛法迪人——再度流行，即使很少有人意识到，希伯来语的“赛法迪”（Sephard）恰恰是指“西班牙”。可是，在对赛法迪文化的历史重估中，人们充分意识到，那种文化的痕迹遍布流散地的景观之中，大致在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区。赛法迪犹太人一直生活在地中海沿岸，只有必要时才迁徙，但这样的必要却常常发生。
赛法迪文化是流散地式的，因为它来自公元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后被迫形成的流散地，因此就更加具有流散性质。在犹太人流散地的历史记载中，相比较中欧和东欧的亚实基拿（Ashkenazic，原义“德系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历史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以色列的历史，在一个流散地内的赛法迪流散地相对不为人们所知。1992年发生变化的只是，作为再度与1492年相遇的一种方式，赛法迪人的历史占有了一席之地。由于赛法迪音乐被提升到世界音乐的地位，修正历史记载的这一行为几乎一夜之间发生。赛法迪音乐有助于重新发现，恰恰是因为它是流散地的音乐。因为可以随身携带，它得以幸存了下来。赛法迪民间音乐是叙事性的，将历史叙述通过浪漫曲（romance）和罗曼采罗（romancero，谣曲）等体裁编织到歌谣故事里。1992年是复兴的时刻，歌手——无论是否是赛法迪人或其他犹太人——利用赛法迪歌曲集，将它们录制下来，作为流散地过去的踪迹，例如作为“巴尔干的往事”，当时因为内战遍及南斯拉夫各民族，那里的赛法迪社群正在快速消失。对赛法迪音乐而言，1992年标志着它向世界音乐过渡的时刻。
赛法迪流散地决不是最早具有世界音乐潜质的流散地。“流散地”这个措词本身长期流行，最初它是指希腊古典文明从中心的城邦散布到边缘的岛屿和殖民地。犹太历史也从犹太人的和非犹太人的角度解读为流散地的历史。1992年依然标志着一条分水岭，而重新发现赛法迪音乐，仅仅是那一分水岭最明显的痕迹之一。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一点，许多不同的文化和人群被迫迁移之地获得了流散地的特点以及名称。例如，非洲、爱尔兰和南亚的流散地。对我们所考虑的因素重要的是，这类流散地的音乐开始展示流散地的特点。它们是流动的，它们的历史记录了形成流散地的移民过程中的那些界限和路线。流散地的音乐特征使其可以要求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那种地位成为世界音乐的一个必要背景。流散地成为相遇、移民和融合的音乐背景。
20世纪90年代的流散地以不同但独特的方式，反映了1992年和之前的几个92年的历史主义。在本章，将以三个流散地为主题，每一个都将现代性和全球化形成的相遇的不同时刻加以历史化。尤其因为前面以重新相遇为题已经说得很充分了，赛法迪流散地的形成，是欧洲驱逐犹太人的直接结果，这是第一个主题。非洲流散地的形成，经历了来自西方征服新世界的一系列不同的历史断层，因为非洲人的被迫迁移是由于西方使用奴隶为殖民主义的经济发动机加油。早在现代全球化初期，就已基本不可能遏制非洲音乐对世界音乐最初形式的影响。南亚流散地则利用音乐来表征后殖民世界的历史性聚爆。该流散地被迫迁移的过程和相遇的地点，在某种程度上是高度地方化的，尤其是在曾经由大英帝国主宰的那些文化里，但是南亚流散地的音乐越来越多地对世界音乐做出贡献，并从世界音乐里吸取有用元素。
流散地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政治、历史和音乐的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看来几乎不可遏制。在某种层面上，若要否认一种文化——无论其迁移与否——具有流散地那样的地位，就是否认这一文化在一种全球文化中也具有一席空间。那样，流散地本身成了世界音乐的一种背景，它逐渐起到塑造世界音乐的作用，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了。在21世纪，流散地本身就是世界音乐的发生之地，孕育并强调了世界音乐的那种失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