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民间音乐学会/国际传统音乐学会：
每个国家/地区各有自己的音乐
国际传统音乐学会（以下简称ICTM）历来认为，其名称的模糊性不亚于其“官方的”研究目标：“帮助研究、实践、记录、保存、传播传统音乐和舞蹈，包括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民间音乐、流行音乐、古典音乐和城市音乐”。1947年，在其建立之时，自称为国际民间音乐学会（以下简称IFMC），1981年改名为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放开了其主题的分类界限，拆除了许多会员看作是欧洲中心论的学科方法的界限。这些举措无论对概念重组多么彻底，还是完整保持了这一研究世界音乐的最野心勃勃的国际协会的政治结构。广泛界定的音乐目标——从民间音乐到古典音乐再到城市音乐——必然发现其处于“所有国家/地区”之中。在ICTM 的文化政治核心的一直是地区，采取的机构形式是“民族委员会”。ICTM的国际政治活动也发生在国/地区与国/地区的边界上，尤其通过附属于国际音乐学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无论某个会员个人选择何种方式研究世界音乐，ICTM都将其定位于国家/地区，或曰“所有国家/地区”。
对ICTM 做出贡献的学者（以及音乐家和舞蹈家），无论是以交纳会费的会员身份，还是以大会与会者或“研究小组”的身份，或以ICTM的组织体制里选任或委任成员的身份，他们都会代表自己的国家/地区以及他们国家/地区的世界音乐。在IFMC成立之初，某个国家/地区内的世界音乐宽泛地归于“民间音乐”之下，那是该组织出版物再造的一个指称。《国际民间音乐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后改为《国际民间音乐学会年刊》（Yearbook of the IFMC），1981年又改为《传统音乐年刊》（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最初几期发表了一篇又一篇文章，确定民间音乐在国家/地区的位置，显然试图包含二战后尽可能多的国家/地区。合作的项目——诸如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出版一系列世界音乐录音，包括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慢转唱片——稳固了其他音乐体裁和习俗的民族界限，最初是古典音乐（如在亚洲），20世纪最后几十年则是杂交音乐和流行音乐（如在拉美）。再到世纪之交，在ICTM的出版物里，全球化理论的词汇日益充斥着地理学的范畴，但是只是质疑，而非拆解国家（例如1999年的《传统音乐年刊》，全球化松散地构成一个特别的主题）。
然而，ICTM源于国家的历史编纂学，并不是民族主义。在这层意义上，它见证了我们本章一直在追溯的矛盾现象。如同“世界音乐”，“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的目的在于体现音乐国际性或跨国界的某种特性。但是从音乐本体论范畴来讲，它们过于宽泛、过于通用，试图穿越民族界限——甚至有时被称为国际界限——它们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界限，实际是提醒人们注意共同围绕着这些界限的政治问题。ICTM 全力对付那些问题，积极寻求财源资助社会主义国家的会员，尤其是东欧的会员与会。ICTM广泛的越界拓展了其概念范畴，增加了世界音乐在一个学术团体内存在的机会，而这个团体起初是在国家/地区的格栅内描绘民间音乐和舞蹈，每一个国家/地区的音乐都同其全球的邻居的音乐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