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
一首歌曲能否在国际文化政治舞台上代表一个国家，似乎并不令年度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组织者、表演者和观众费心。奖金设置太高，令人不能不认可世界音乐的民族主义潜能。自1956年以来，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年年举办，聚集了欧洲广播联盟的所有成员国的代表，以及因其他理由支持流行歌曲中泛欧文化政治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从一开始，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组织者就强调，这一事件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促进欧洲统一。当时处在由冷战造成欧洲分裂的政治气候下，几乎没有统一可言。然而，此项大赛的政治理想主义制造了一种美学两难境地：一首流行歌曲如何能激发国民的精神，同时又抑制一切民族主义的迹象？正是这个问题——曾在全球化的音乐图景中日益彰显——令世界音乐和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
进入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可通过几个渠道。对参赛音乐家来讲，他们要在当地和区域内通过一系列比赛，这种比赛可以是小型音乐节，也可以是由有抱负且已颇有建树的歌曲创作者担任评审的初选赛。经过筛选，最后，通常是在冬末，获胜的参赛者在一场全国电视转播中再竞赛，按照民主的评审体制，从中遴选出最终的获胜者，这些人就承担起代表国家的责任。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渠道遍布整个欧洲，每逢五月的一个周六傍晚，在主办国——前一年的获胜国——的一个大音乐厅进行直播。国家广播机构本身的这些渠道可能是公众最无法理解的，但是正是这些机构，决定了欧洲的统一进程在任何特定历史时刻所要前进的方向。处于最高层的是国家广播网——欧洲广播联盟的成员——由它们协调直播和组织电话投票；大赛的优胜者由观众投票决定。
历经数月的炒作和游说活动后，表演者才等到了正式比赛的那个傍晚。在这几个月里，各国参赛者在整个欧洲大陆的电视节目里无数次亮相，给欣赏世界音乐的最终评审者——欧洲的公民——早早决断的机会。最终，在直播的那个周六傍晚——欧洲和欧洲电视网的黄金时段——各国的参赛代表进行一系列的表演，每场表演都要让观众有机会进一步熟悉他们。那个晚上最终以投票结束，各国委员会接二连三打来电话报告自己国家的票数，然后点票，选出新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冠军。
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是唯一国际级别的最大规模的流行歌曲竞赛。虽然仅局限于欧洲，无论如何广义界定，比赛实在没有世界其他地方的参赛者，但仍使得人们有可能将其看作一种流行歌曲的奥林匹克。在其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无论如何推进也总越不过欧洲的国际边界。在冷战时期，只要可能，就吸引东欧国家（事实上很难做到），或向支持欧洲文化政治的地中海国家开放其舞台，或做出种族和族群包容性的姿态，例如法国从其加勒比的海外省份——或曰半自治领——选送参赛者那样。
因而比赛所描绘的欧洲的音乐与政治图景不断在变化。然而，获胜者如何变化，乃至于民族歌曲的公共形象如何变化，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主导参赛曲目的结构和内容的规则几乎年年不一样。多年来，如果某民族语言被认为不是国际语言，那么参赛曲目就不能用这个国家的语言，因此大多数获胜曲目要么用英语，要么用法语，可能这就使得讲英语和讲法语的国家获胜最多（在该赛事最初的45年里共获胜30次）。有时，这些规则表面上看似无伤大雅，如早年的比赛，不允许或不提倡用伴唱歌手；最红的国际流行曲，多梅尼科·莫杜尼奥（Domenico Modugno）1958年的《飞翔》（Volare）由于该限制而未取得好名次。尽管规则变化，获胜曲目就音乐角度而言听起来往往很相似。结构上，许多曲目用标准的正歌与副歌交替，其间插入一个“中间八小节”，歌曲在这一部分飞速变得有意思起来。规则并不要求参赛曲目在音乐上一定要同其所代表的国家相关；如2001年获一等奖的曲目，爱沙尼亚的《人人》（Everybody）（塔内尔·帕达尔［Tanel Padar］，戴夫·本顿［Dave Benton］，以及“特大号乐队”［2XL］），运用了泛加勒比的舞厅音响，从头到尾是呼应式的唱法，不时用美国南方的感叹词点缀一下。歌词表面上也无伤大雅，这就又导致频繁插入无意义的音节（《飞翔》这首歌的令人难忘的副歌“飞翔，沃，霍，霍，霍，歌唱，沃，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读者也许很熟悉）。
因此，国家在何处？或者，也许这样问更好，国家是什么？要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审视一些获奖和未获奖选手。可能，两个最著名的继续走向国际演唱生涯的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胜者是ABBA乐队（1974年）和席琳·迪翁（Céline Dion，1988年）。ABBA的获奖曲目《滑铁卢》（Waterloo）完全遵循70年代中期获胜的模式，它是一种摇滚风格的歌曲，且能够毫不费力地登上英语流行曲排行榜。席琳·迪翁，加拿大人，1988年表演的是瑞士参赛曲目《等我来了再开始》（Ne partez pas sans moi），风格上偏离了凯尔特风格的曲目，并挪用、虚构了凯尔特移民社群，如在电影《泰坦尼克号》（Titanic）里那样，很大程度上，她就是以这样的曲目，开创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然而，对她而言，民族主义的问题深深印在代表瑞士参赛的法语曲目里，这可以解读为魁北克法语区的加拿大人表达民族愿望的象征。
我们接着也许会问，谁的国家？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历来是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最有竞争力的选手——问题更加明确，虽然答案从未那么明确。在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胜，给以色列人一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声张他们的西方性的方式。几乎毫不奇怪，在比赛的当晚，全以色列几乎都停止了其他活动，以色列的CD市场也充斥着过去和未来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获胜者的专辑。以色列在地理位置上同欧洲并不相连，在音乐上却同世界节拍密切相关，这可以见之于其从大赛中脱颖而出的最著名的国际明星奥芙拉·哈扎（Ofra Haza），1982年她以一曲《查依》（Chai）险获亚军。哈扎以该曲开始了其演艺生涯，令她越来越远离也门–以色列歌手的悠久传统，他们强调的是以色列流行歌曲的东方性（mizrakhiut），而她本人在20世纪90年代末逆转了这个方向，在她2000年英年早逝之前，她重新开始整合也门传统。
一首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参赛曲目为国家构筑了什么样的空间？关于极其政治化的国家空间，有几个突出的例子，例如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那一年，当时南斯拉夫作为少数东欧竞争者之一，选送了里瓦（Riva）的《摇滚我》（Rock Me）。这样就给了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投票者一个机会，让他们公开表明对横扫东欧的政治动荡的看法。出现在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舞台上的各个国家，一直以来（很少例外）是单一文化的，主要是因为，大赛要求参赛国首先必须认同多元文化主义。可是大赛慢慢发生了变化，也许有证据表明，人们渐渐接受了多元文化的国家，例如1999年在耶路撒冷举办的大赛中，德国参赛选手是土耳其裔德国人的“惊喜乐队”（Süpriz），那是对该国几代劳动人群——包括土耳其外来工人的承认。该乐队经努力以《耶路撒冷之旅》（Kudüs'E seyahat）而获得第二名，那本身是一首德国的儿童游戏歌曲《前往耶路撒冷》（Reise nach Jerusalem）。在这首歌曲的众多翻唱版本中，该乐队混合了多种语言（土耳其语，德语，希伯来语，英语）以及世俗与宗教的符号，例如：德国儿童游戏中争夺的音乐椅子，朝觐主办国犹太人心目中的圣城耶路撒冷，这首参赛曲目中的基督徒，该乐队土耳其的穆斯林祖先。这首歌曲拥有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参赛曲目的许多特征，然而精心制作那样一首歌曲，与其说是为了获胜，不如说是为了对民族问题的重新审视，而这些问题正是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的基矗面对现实，大赛并没有掩饰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也没有掩饰世界音乐——即使聚集起来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服务——无法轻易脱离国家或民族主义这样的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