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特音乐及绘制民间音乐的区域图
民间音乐何以变成了世界音乐？民间音乐一旦全球传播，它是不是就会丧失自己作为民间音乐的特性？要更直接地回答这些问题，也许没有任何音乐比凯尔特音乐更胜任。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无论在世界音乐景观内还是在其外——都有凯尔特音乐的存在。很难想象，世界上哪一个大都会，会没有一个安排了凯尔特音乐现场演出的小酒馆或旅店；在如维也纳、悉尼和东京这样的大城市，几乎每个晚上，你都能从海量的凯尔特曲目里挑挑拣拣。凯尔特音乐是世界音乐节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过去十年，凯尔特音乐节急剧增加，几乎无法遏止。可是，凯尔特音乐非凡的成功，却取决于其保持自身民间根基的能力。
神话和历史在凯尔特音乐里交错，这种交汇如此频繁，以至正是神话，才具备最直接通向世界音乐的历史之路。凯尔特音乐呈现出世界音乐的全球形式，其存在依赖于它所叙述的关于自己的神话。我们也许可以说，神话是非常现代的，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以各种方式构建凯尔特音乐的多元历史的结果。凯尔特音乐的神话形成于遥远的过去。基于考古学长久的科学传统，学者们长期以来认为凯尔特人是铜器时代的文化，遍布整个欧洲；他们是原始欧洲时代的欧洲人，这个事实来源于古代，也支持现代性的主张。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当罗马人向北推进，而后各个不同的亚洲民族向西推进到欧洲的时候，凯尔特部落起初顽强抵抗，然后撤退到欧洲北部和西部的边缘地带，这些地区一直是凯尔特人的地区，甚至至今仍是欧洲土著的地区。
凯尔特各族群和地区的不同历史强调的是他们的统一，这种统一已经成为了神话的组成部分。语言是最经常受到赞扬的有关统一的神话之一，它也进入了凯尔特音乐的现代神话。两大凯尔特语族，戈伊德尔语和布立吞语，证实了文化的延存，操这些土著语的人能够保存这些语言，恪守它们，因而未曾脱离那个可能是他们起源的较久远的时代。宗教也混合了神话和历史以强调统一，因为“凯尔特宗教”获得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基督教之前的异教传统，从考古学得知，它保留在崇拜习俗的石器证据里，另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历史习俗，这些习俗在中世纪走过了独特的音乐发展路线。现代抵抗英国统治（在爱尔兰和不列颠群岛）和法国统治（在布列塔尼）的历史，更有助于构筑统一的凯尔特边缘地带（见地图1）的神话；随着爱尔兰人、布列塔尼人和威尔士人由于艰难的政治经济状况而被迫移民海外，几个世纪以来形成了一个凯尔特流散地，这些神话的范围因而得以扩展。复兴提供了加强凯尔特统一神话的文化黏合剂，因为复兴和对复兴的迫切需要——以考古介入过去，在当下重新包装——在书写凯尔特历史时，成了无所不在的主题。
演绎凯尔特音乐和发动其复兴的音乐家，巧妙地确定了如何将统一因素编织到音乐里去以及如何向观众表达，因为观众希望听到运用最典型语汇的凯尔特风格。音乐应该如何利用统一因素的宝库，凯尔特语的歌词显然为之提供了一种方法。关键问题不是理解爱尔兰语、苏格兰的盖尔语、威尔士语或康沃尔语，而是要确保让这些语言为基于凯尔特音乐的神话提供叙事的语境。
乐器也是凯尔特音乐统一性的标志。最常用来表征凯尔特音乐古代特性的乐器是竖琴，这是伟大的游吟诗人传统的象征，据说游吟歌手在所有的凯尔特地区漫游，歌唱表现口传历史的史诗。从北面的苏格兰，到欧洲凯尔特边缘地带最南端的西班牙境内的加利西亚和阿斯图里亚斯，为凯尔特舞曲伴奏的乐器配置也呈现高度的统一性。从理论上讲，凯尔特音乐不应该缺乏某些乐器类别，例如风笛，这类乐器有各种地方性变体，就像苏格兰高地风笛不同于爱尔兰尤宁风笛那样。人们努力整合西班牙加利西亚的音乐传统，强调风笛也延存在西班牙的这个西北省份，如鼓励加利西亚风笛乐队自行组织起来参加凯尔特音乐节，以此提升这种乐器的存在感。对于音乐家本身和凯尔特音乐审美观，也必须将它们看作是统一了神话和历史的因素。一方面，强调本真性，另一方面，通过复兴有意识地将本真性重新融入语境，这样，音乐家才能让人相信自己是凯尔特人。
地图1欧洲凯尔特边缘地带
凯尔特音乐传遍了将欧洲凯尔特边缘和世界连接起来的地理区域，借此将这种地理区域转变为世界音乐的背景。凯尔特音乐创作的地理区域扎根在各个地方性场所，例如小酒馆和旅店，一小群音乐家聚集在里面，表演爱尔兰民间音乐的核心曲目，这就是所谓的“爱尔兰传统音乐即兴表演集会”。这一地理区域的外部界限表征了某个流散地的移民历史；这个流散地通过增加音乐出现的场合，获得了自己的统一，因为在这些音乐场合中，凯尔特风格将被驱散的因素重新集结起来，正如20世纪90年代遍布北美的无数凯尔特音乐节所做的那样。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地理区域，则将当地同流散地的音乐创作的场所联系起来，这样有助于大范围地重新绘制作为世界音乐的民间音乐地图。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是历史上整个欧洲基督教朝觐的最古老的地方之一，当人们认为圣·詹姆斯在公元一世纪到达圣地亚哥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成了已知世界的终点的标志；因此，去圣地亚哥——加利西亚最大的城市之一朝觐，获得了凯尔特的意义。从隐喻的角度看，这使得音乐家有可能沿着凯尔特边缘地带，重循去圣地亚哥的朝觐之路，以形成凯尔特宗教和音乐的后现代式的汇聚（见第二章）。
对于凯尔特音乐从民间音乐明显地转变为世界音乐，三言两语很难讲清其缘由。然而，人们可能要说，有无数种传统——神话的和历史的——形成了民间音乐因素和世界音乐因素之间的结合点。不管各自对各种不同曲目和风格的审美态度如何，凯尔特音乐的从业者和乐迷，对凯尔特音乐不再是民间音乐这样的说法，都会愤愤不平。凯尔特音乐的捍卫者认为，这种音乐从来都不适宜于简化到只剩一种声音、一种风格、一套曲目，但它总是能适应变化。凯尔特民族被迫移居到欧洲西部边缘地带，他们的生存不仅依靠他们的共性，也依靠他们共同的贸易，他们沿海岸跋涉，进行各种交换，既有商品，也有音乐器物。那么，为什么要让融合和混杂减弱凯尔特声音最基本的那些特点呢？而所有那些特点中最有力的正是包容性。北美蓝草音乐和乡村音乐中存在的凯尔特潜在元素，不仅仅是非洲–凯尔特音乐或“电子凯尔特”音乐产生的全球性尝试的见证，更证明了流散地民间音乐的复原力。融合和复兴以历史的角度形成了一种互补，交替于本真性和实验性之间，围绕着一个仍然明显是凯尔特的中心而聚合起来。正是民间音乐形成了那个中心的实质，无论是在后现代世界，还是在前现代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