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巴托克和从未离开家乡的妇女们
布达佩斯是中欧东部老牌帝国大都会中最高雅的都市，在那里，民间音乐总是享有最重要的地位。在匈牙利国王和奥地利皇帝合二为一而形成奥匈帝国的几个世纪就是如此；在冷战衰落的岁月里，匈牙利实验自由共产主义的时候亦是如此；在匈牙利泰然自若地响应全球化经济召唤的新欧洲时代也是如此。从美学思想家到民间音乐学者和音乐人类学家，再到文化营销专家，这些匈牙利人都把民间音乐置于历史快车道上，从边缘到中心，从村落仪式到资本文化，从神话叙事到历史长河。
2001年夏，布达佩斯为迎接文化旅游者的大量涌入而进行自我完善，这时，几乎毫不奇怪，民间音乐以表征边缘而再度界定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布达城堡区，该区俯瞰多瑙河和佩斯的商业区，沿着多瑙河的冲积平原延伸而去。为2001年“布达佩斯夏季之夜汇演”做开幕表演的是一个叫做“军队（Honvéd，意为“军队”）舞剧院”的团体，它长期收集、表演和复兴匈牙利民间音乐。这个“军队”团体同军队的联系似乎只有名称而已，因为歌手和舞者实际并没有在军队服役。然而，他们之间到底有无联系，依旧是个疑问。在城堡区军事历史博物馆周边进行的开幕表演的主角是卡塔琳·西沃拉克（Katalin Szvorák），2000年权威的弗朗茨·李斯特荣誉奖最佳音乐奖获得者，她在20世纪80年代所接受的音乐训练差不多完全是在军队里进行的，在那里她和当时这个团体的其他演员一起在民间合唱团和民间乐团里表演。
在1989年以前，这些民间音乐家一起在剧场和电视台表演，曲目来自匈牙利国内的文化区以及邻国的匈牙利语文化区，尤其是罗马尼亚、（前）捷克斯洛伐克、（前）南斯拉夫。20世纪80年代的官方民间音乐是负载信息的音乐，尤其是一种关于民族和边界移动的历史信息，以及在由布达佩斯生成的文化圈子的中心，民间音乐何以能够引发这类移位的信息。
2001年，军队舞剧院依然用民间音乐表征了边界的移动或移位。名为《婚礼》的节目被选作“布达佩斯之夏”的表演项目，它本身曾是获奖节目，由约兰·福尔廷（Jolan Foltin）和费伦茨·基什（Ferenc Kiss）编舞，以舞蹈形式表现乡村婚礼。《婚礼》将民歌和民间舞蹈作为主要素材，其本真性人人能听见、能看见。音乐、舞蹈和服装都来自斯洛伐克西部尼特拉周边的匈牙利语社区。表演的叙事风格抓住了本真性的边缘，尤其在开头和结尾处，电子声轨伴随着“新世纪”音乐的混响，表现了进入及离开梦境中一系列婚礼程式化仪式的过程。梦一开始，仪式就被本真性所控制，因为正是在表演的核心处，卡塔琳·西沃拉克和海盖德什（Heged?s）歌舞团的配乐响起，军队舞剧院的团员则以舞蹈展示了斯洛伐克乡村的一场匈牙利婚礼仪式。
民间音乐之所以能够在匈牙利享有盛誉，是因为在民间音乐里广泛投入了象征资本。民间音乐家在全国享有知名度，随着这种知名度的提升，它可能带来的潜在输出资本也在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匈牙利音乐家借以进入了世界节拍之门的是民间音乐，通常是集中化的匈牙利曲目中的一套二元性曲目，其传统来自历史和地理的边缘地带，那样的地带可以动摇和更改原本地方性的边界。甚至最成功的匈牙利世界节拍的明星，穆日考什（Muzsikás）乐队及其歌手马尔塔·谢拜什真（Márta Sebestyén），也一直坚持匈牙利民间音乐传统，即使偶尔尝试边界以外的音乐风格，也可以看到匈牙利传统的影子（例如《特兰西瓦尼亚消失的犹太音乐》［The Lost Jewish Music of Transywania］）。
匈牙利民间音乐的学者也获得了民族文化英雄的地位。在20世纪上半叶，作曲家贝拉·巴托克和佐尔坦·科达伊（Zoltán Kodály,1882—1967）是人们熟知的音乐人类学家及作曲家，借此双重身份，他们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观点得以连接到单一的文化认同上。在对民间音乐抱有积极而激进态度的匈牙利作曲家中，巴托克和科达伊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与他们不同，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几乎没有在匈牙利生活过，但他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书，论述罗姆（Rom，吉普赛人的自称）音乐对西方传统的影响。民间音乐体现了匈牙利性的音乐话语，也从那一话语发展而来，而那种话语的利害关系确实不小，因为其所提出的问题，不仅涉及族群认同，也涉及种族纯粹和民族整合。
匈牙利大音乐家群像里所描述的巴托克——通常处于群像中心——总少不了两幅照片中的一幅（图6和图7）。第一幅里，我们看到巴托克在一个斯洛伐克村子里，身边有他的蜡筒式录音机，农民们排成一列等着为他唱歌。第二幅里，巴托克坐在写字台前，这时他的耳朵对着留声机录音喇叭。民歌进入一个喇叭，从另外一个喇叭出来，通过巴托克详尽细微的记谱，进入到匈牙利民间音乐经典曲集和匈牙利现代主义作品集里。两个录音喇叭象征着本真性的现代性，但是它们也更加清楚地表明：意识形态的干预牺牲了本真性。干预的舞台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歌曲出自那些从未离开过村子的妇女之口，她们除了本真性外一无所知。在国家中心，在现代匈牙利的高雅文化里，本真的东西得以恢复，但那只是在经历一系列表征之后而发生的。自相矛盾的是，正是在国家中心，村落的世界才能成为现实，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中心，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机构才能够向传统村落注入新的生命。
2001年6月，在“布达佩斯之夏”上演的福尔廷和基什编排的《婚礼》，初看似乎是此类露天活动的典型旅游节目。然而，也许很难知道，旅游者会如何反应，因为组织者基本上没有做任何使表演“对旅游者更友好”的努力：除了匈牙利语，没有其他语言的解释，没有翻译，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印刷文本。没有试图说明，斯洛伐克的匈牙利语村庄里“特别本真和美丽的”传统，何以同21世纪初的布达佩斯仍然有历史关联。不需要去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因为观众中任何人都明白，民间音乐和舞蹈并没有丧失力量，它们还能将历史重新撰写在新匈牙利的面孔上，而新匈牙利正是在老匈牙利的精神堡垒里得到表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