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1932年开罗阿拉伯音乐大会
1932年春天有一个月的时间，埃及的开罗成为辩论阿拉伯音乐在世界音乐中的地位问题的焦点。作为马赫穆德·阿赫马德·希夫尼（Ma?mūd A?mad al-?ifnī，1896—1973）的设想，阿拉伯音乐大会聚集了来自欧洲最伟大的学者和音乐家，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西起摩洛哥、东至伊拉克——最知名的音乐家。希夫尼担任埃及教育部的“音乐督察员”，得到福阿德（Fu'ād）国王的强力支持和东方音乐学会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协助。如拉西（Racy）所描述的，此次大会将是一盛大事件，是在音乐与音乐学最高层面上的“东西方相遇”。此次大会筹备多年，是真正国际性范围的大会，它将对阿拉伯音乐过去对世界音乐历史的巨大贡献予以肯定，并打算为其将来对世界音乐做出更大贡献打下基矗大会也会对阿拉伯音乐在世界音乐史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给予认可。
1932年的阿拉伯音乐大会设有宏伟的目标，像是一次相遇，具有可能改变世界音乐史进程的所有外部特征。欧洲人被请到了大会上，不仅为见证过去，也要为适合阿拉伯音乐发展的未来道路提出专家级建议。与会的音乐界和音乐人类学界的人物的确声名显赫，包括保罗·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和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等作曲家，卡拉·德·沃男爵（Baron Carra de Vaux）和亨利·乔治·法默（Henry George Farmer）等东方学家，库特·萨克斯（Curt Sachs）、埃里希·莫里茨·冯·霍恩波斯特尔等音乐人类学家，以及罗伯特·拉赫曼。来自北非和黎凡特的代表团带来了民间音乐团和艺术音乐团，他们的音乐会证明了从摩洛哥政府到黎巴嫩政府的全力支持，支持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进入各个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音乐家中也有著名人士，如伊拉克歌唱家穆罕默德·克班吉（Mu?ammad al-Qubbānjī），还有与会者不熟悉的一些未来之星，突出的有埃及的乌姆·库尔图姆（Umm Kulthūm），关于她，我们稍候再述。大会的确标志着世界音乐相遇中一个兴盛的时刻。
一切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但是也许这种结果本该在预料之中。尤其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代表对于阿拉伯音乐在未来如何定位，给出完全不同的前景。我们原本或许预计欧洲人可能提出一个求变的历史性计划；难道当时不正是大好时机，将阿拉伯音乐从其过去的荣耀里解脱出来，以便它能再度繁盛？同样，我们也许预想着，阿拉伯代表会利用这次大会展现过去，并为保留传统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可是情况正相反。欧洲人承认欧洲音乐在中世纪受惠于北非和地中海东部的伟大传统，采取支持传统的态度。然而，传统意味着欧洲音乐和阿拉伯音乐在世界音乐史上是互相分离的；它意味着二者的不同，但更意味着它们分属两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阿拉伯音乐属于现代史之前的时期，而欧洲音乐则与现代性本身同时代。欧洲人作为人文主义者、音乐家、音乐人类学家，其职责是尊重和维持那种独特性。
埃及人欢迎欧洲人尊重传统的姿态，但那种姿态并没有推进他们的事业，也并非是他们一直希望得到的反应。虽然阿拉伯人为其伟大的过去而自豪，这在大会主题中显而易见，但是更加受他们关注的议程是现代性。过去怎样才能成为未来的起点？现代西方乐器可以怎样改造以用于阿拉伯音乐？（比方说，如何将钢琴重新调作微分音调式体系？）录音和出版计划怎样才可以发展？怎样利用它们来向世界传播阿拉伯音乐？
显然，欧洲和阿拉伯代表团心目中的世界完全不同。对欧洲人而言，那是过去的世界，可以认为是阿拉伯音乐主宰的世界，但也是一个远离当下已冻结的世界。欧洲的立场具有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的所有特征。在欧洲人的眼中，东方学家所谓的“东方”被转变成了一种或许令人由衷称奇的客体，但也是一种无法抵抗西方干预的客体。因而，阿拉伯音乐的辉煌在于其历史的停滞，在于其叙事已经被终止这样的事实。
阿拉伯代表团想重新与世界历史发生密切关系，他们不愿接受东方学家所谓历史终结的说法。他们希望面对的世界音乐，可以变化，而不是坚决不离开过去。在他们对变化的兴趣背后，是历史与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埃及的政府机构，从福阿德国王往下，都承认现代民族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主控权，而这些文化推动了国际对话的形成。民族主义的议程在音乐代表团里也很明显，这些代表团代表的是“国家”，不是“文化”，甚至也不是“传统”。音乐代表团是代表国家的一个集体，他们是作为团体而非个人来参会的，因而他们的出席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策。
在20世纪的世界音乐史里，1932年的开罗阿拉伯音乐大会是一个分水岭，尽管那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分水岭。对许多阿拉伯音乐的学者而言，大会标志着阿拉伯音乐史重新进入世界音乐史的转折点，他们用出版物和录音项目来庆祝这个令人瞩目的转折时刻。可是大会也提醒了人们，任何时候，是否被承认为真正的世界音乐，不但取决于商业和学术的决策，也取决于政府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