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格莱美大奖的世界音乐：两幅写照
自从赫尔德以来，世界音乐不断得到创新、再创新。人们重新命名相关术语，并以细微的差别表征新的乐调和曲目。收集和录制更加高效，话语讨论的网络也更加有效。赫尔德之后的两个世纪，如同我们在通篇所见证的，有大量的音乐以世界音乐的名目呈现出来。再者，本章以精选的例子表明学者们坚持不懈地出现在“田野”，从早期的博学家到当今的音乐人类学家，他们的旅行和民族志旅程使得他们能够接触那些他者；他们记录他者的音乐，并为留下记录而设法保存这些音乐。
人们进入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空间之旅，以记录和传播世界音乐为动力，但这样做的群体不仅仅是学者。我们在与中央航路音乐家相遇的过程中见证了这一现象，即船长、殖民地官员和传教士同样描述了这些音乐家的生活和音乐。这个故事到了20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20世纪生产和消费录音制品成为规模巨大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如果说世界音乐的录音制品的销售在20世纪前半叶只是牛刀小试，那么在20世纪中叶，世界音乐的唱片生产则加速了，而在20世纪最后25年，世界音乐则跨入了录音产业的商业化发展时期。世界音乐的销售，起先是以商业性的慢转唱片的样式，大约自1990年起以CD唱片样式发行，遂演变成为规模巨大的商业活动。如此一来，世界音乐的销售便带来了新的环境，对收集和录音以何种方式制造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带来影响。如同启蒙运动时代，杜撰的新词为世界音乐最新的重新想象提供了证据。如果赫尔德新创的“民歌”一词包含了很多内容，那么“世界节拍”、“全球流行曲”，还有“世界音乐”也都可以为录音产业提供丰富的内容。
本章的开始部分对两种最早的世界音乐集进行了对比性描述，本章的结束部分也同样是对两个集子的比较。较之霍恩波斯特尔的两个集子，我完全不可能宣称，用来结束本章的两个录音集是世界音乐的“最新集子”，因为我们根本跟不上新的世界音乐集子的生产速度。然而，我在这最后一节所探讨的两个录音集，却因各种原因而有助于进行这样的比较。两个集子都从历史角度探索世界音乐，以至若不采用历史主义倾向的角度，也许就完全不可想象它们所包含的世界的范围。两个集子都收录了许多不同音乐家的表演，虽然这样的收集出自不同理由；两套录音集都揭示了关键词“各类艺术家”的不同侧面，这个关键词甚至（或者说，尤其）伴随着最商业化的世界音乐录音。最后，把两套录音集放在一起研究，还有一个更加基本的理由：它们都赢得了格莱美大奖，因而它们都有助于理解录音产业本身如何逐渐将其产品定位于西方及他者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