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以及“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分裂
音乐人类学自发端以来，就受到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空间的困扰。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学科领域的发展，靠的就是试图将发生于这个空间内的相遇加以归类，并由此界定这一空间。依托历史相遇时刻与学科焦点，音乐人类学成为“高”文化和“低”文化、“口传”文化和“书面”文化、“大众”与“精英”、“有历史”民族和“无历史”民族、“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空间，或者在我们的时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空间。所有这些名称，以及它们形成的概念对子，显然都来自西方，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这里的似是而非就更令我们困惑了。在这些对子里，一个名称可以为观察者所用，以此将另一个名称归至被观察者所占据的空间。
我者和他者之间的这一分裂给音乐人类学造成的困境实在太明显，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伦理道德含义的困境。音乐人类学表征的权力是否取决于它所遇到的他者？表征的敏锐度和本真性是否取决于强化他异性的程度？而这种他异性的程度，即使不靠夸大分裂，也得依赖于扩展分裂。一套基于他异性的表征语汇是否确实有助于创造“他者”？
就音乐人类学而言，这个分裂的含义确实极具影响力。音乐人类学家不能仅仅观察和描述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空间，而是必须进入这个空间，研究发生于其中的各种复杂形式的相遇。这个空间是作为田野调研的场所而打开的。本章所描述的表征行为重新塑造了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空间。音乐人类学家常常不是独自在田野里，同样，他们下田野的动机也并不单一。只有获得权力，才有可能进入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空间。然而，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很独特，因为人们已经达成普遍的共识：权力关系到实践的开展。
面对由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分裂所带来的困境，音乐人类学在历史进程中努力弥合分裂，甚至试图弥补这种分裂时而造成的人类劫难。这里的意图不是要推卸责任，不承认分裂所造成的权力妄用，而是要指出，音乐人类学之所以引人注目，也许是因为其承认弥合分裂不仅有智识方面的好处，而且也是道德的义务。学者个人或某些研究方法能否达到这样的目标，则另当别论。
重新界定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空间的努力，引起了史学研究方法的一系列转变，实际上也是范式的转变，由此引发了与世界音乐新的相遇以及对它的诠释。影响最广泛的早期范式转变之一直接来自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发表于1778年和1779年的两卷民歌集。在他对“民歌”的系统阐释中，赫尔德认为，所有的人通过音乐的交流，如同通过言语交流一样自然。他尽可能延伸收集民歌的范围，这样便创造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世界上的音乐的一种共同性会将人类——赫尔德是指经过启蒙的人类——聚合到一起。
民歌的普遍性概念所能表征的空间，极大地影响了赫尔德以后的几代人。然而，在19世纪，他的后继者试图收集和发表民歌来填补这个空间，他们加固了空间的边界，尤其是将民歌归于语言领域和民族主义理想。民歌中的Volk一词不再指“人民”，德国人开始代之以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它的复数形式V?lker，从而开始用其特指“民族”。虽然对于他自己的18世纪的民歌概念，赫尔德不冠以政治–地理的名称“德国的”，可是到了19世纪，用这样的名称成了惯例，而非例外。赫尔德曾雄心勃勃地去解决西方和其他地方之间的困局，而在他以后的几代人中这种困境又再次出现。
利用机械复制作为录制世界音乐的手段，最初也弥合了这种差异。几乎从最早在蜡筒上录制世界音乐的尝试开始就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录音手段介入我者和他者之间的空间，重新界定了这一空间。人们能够把“田野”带到世界博览会和国际展览会上的蜡筒式录音机里，也能够把蜡筒录音机带到田野里。虽然同今日的数字录音带（DAT）和迷你光盘录音机相比，蜡筒录音机显得很笨重，但正是因其可携带性而在当初显得很有特点。从理论上讲，它们能够录下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音乐，从而应该可以消弭西方与他者之间的空间。
便携式录音设备瓦解我者和他者之间差异的这种权力（power，亦即能力），是全球化反复念叨的东西之一。然而，我们再次见证了这一挥之不去的关键词“权力”。21世纪初始，挥之不去的“权力”对于新一代音乐人类学家来说依旧存在，这些人本身并非来自西方，他们的视角汇聚在田野调研和音乐人类学领域的新方法里，这些方法不断批判西方顽固的偏见里所负载的含义。被人们一再称呼为“他者的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对于音乐人类学愈合这类分裂的可能性并非特别有信心。西方及其他者之间的空间持续存在，不是因为全球相遇所面临的流动的地理环境，而是因为地方性的权力不平衡。如果这个空间因其无法弥合而继续存在，那么音乐人类学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不仅要批判这一空间所包含的音乐，也要批判我者性这类概念，正是这些概念塑造了音乐人类学家与他者的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