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航路的音乐家
本章行文过半，我在此处所要讨论的世界音乐家一般都是佚名的：我别无选择，只能将他们集体称作“中央航路的音乐家”。中央航路是地理指称，指奴隶从非洲被贩卖到南北美洲，以及欧洲及其殖民地的线路。它标志着西方与其他地方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距离的显露，这种距离初显于航海大发现时期，一路经过启蒙时代，穿过现代和后殖民时代，再继续出现于非洲流散地的文化景观中（见第六章）。中央航路是一种空间的象征，不仅通过运用权力来构建他异性，而且将他异性强加于人。它自身也是一种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世界音乐曾被打造出来，现在以种族想象的方式继续得以打造。
现代学者并不是没有中央航路音乐家的记录，只是这些记录几乎清一色地由有名有姓且有权力的人物所做，例如船长、殖民地官员以及在第一章开头提及的传教士。相比之下，虽然音乐家看似有音乐创作的天性，因而时常引人注目，但他们本人反倒没名没姓，而且千人一面。中央航路音乐家没名没姓的事实，说明了西方在历史上是如何通过强使他者佚名而实行主宰的。中央航路的音乐也一直是没有名称的，相关记录中呈现出的是音调缺乏细微差别、乐章程式化的特征。一些欧洲人需要正面描述奴隶的音乐，强调其积极的特点，因为他们希望非洲人能在欧洲人创造的新世界里改变信仰。即便如此，奴隶的音乐之所以被歌颂也是因为其旋律“简朴而有活力”，这是亚历山大·巴克利（Alexander Barclay）在1826年的描述，他说道：“一切都充满了生命力与欢乐，这理所当然是可以想象的最令人愉悦的景象之一。”
然而经常被赋予更多权力的那些人记录了西方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如黑格尔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也有论述，他认为非洲人无法理解西方的地位：
非洲人，因其无差异性和集中统一性，还无法区分作为个人的自我性与作为普罗大众的必然性，因而他们对与自身不同、层次更高并且有至上权力的人群一无所知。
（黑格尔，转引自Eze，1997：127）
非洲音乐确实未毁于中央航路，在世界音乐史的进程中，这种音乐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实际以西方流行音乐的形式存在，它对世界音乐的作用和影响也许超过任何其他音乐。对于被迫进行中央航路旅程的许多人而言，他们被允许携带的为数不多的财物中就有乐器，这些乐器用来弥合非洲和西方之间的差异。非洲音乐离析出独特的我者性标志，并创造性地与他者性混合，从而发展出无穷的体裁和形式。早期的某些历史时刻，中央航路的音乐家们表演过这些音乐，音乐的名称在几乎每一页上都可见到，它们肯定会成为任何一个世界音乐术语表的主要部分。中央航路音乐家的最大遗产可能就是消除佚名，代之以一种权力形式的做法，这种权力形式是由世界音乐及世界音乐的现代史所赋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