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音乐》
《东方音乐》与《示范集》的目标不同，这是毋庸置疑的。到20世纪30年代初，人文主义学术研究普及开来，受此推动，世界音乐的专论和更为通俗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大量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唱片也在公共领域赢得一席之地，从而造就了家中拥有留声机的新观众群体。由高亭（Odeon）唱片公司和帕洛风（Parlophone）唱片公司（当时德国和英国的两家跨国唱片公司）发行的《东方音乐》，刻意在音乐消费中利用上述这些转变。
《东方音乐》一出版，先前出版的《示范集》的整个销售量就大跌，如果《东方音乐》只是在经济方面取得了《示范集》从未取得过的成就，那么这两个集子的故事就要简单得多了。可是《东方音乐》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世界音乐史，这种不同是由不一样的编选方式产生的。如图5所示，那是来自突尼斯的一首“艺术歌曲”，用了马卡姆调式。
在对非洲音乐的展现方式方面，这两个录音集在地理上、本体论上、历史上完全不同。《示范集》的关注重点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个地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殖民主义欲望的一个目标区域，而《东方音乐》只考虑北非。《示范集》的曲目收集地是“田野”和“传教站点”，这些地方促生了具体的文化研究类别，而比较音乐学则与它们进行合作研究。北非的收集点是“城中”，即都市中心，在那里安达卢西亚（即类似中世纪的欧洲）和现代欧洲（以小提琴为例，霍恩波斯特尔向读者保证它是“欧洲的”）的影响与“古代的生活观”相互混合。收集者不是霍恩波斯特尔本人，而是他在柏林的音乐人类学同事罗伯特·拉赫曼（Robert Lachmann）。这些居住地迥异的音乐他者，似乎不能更多地相互对比。果真如此吗？事实上，我们在两个实例里都目睹了音乐家沿着历史的轨迹旅行，无论是通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部分人群皈依基督教的行为，还是借助突尼斯艺术歌曲对欧洲与北非界限的拆除，这一轨迹都使他们向西方接近。欧洲与北非界限的打破则将在1932年召开于开罗的阿拉伯音乐大会上起到重要作用（见第三章）。
两个不同的非洲也揭示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以及两种不同的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类型。在《示范集》里，霍恩波斯特尔将其同事们的研究成果编入其中，他们共同为比较音乐学铸造了表征工具，这些工具依靠科学方法，进而又产生了科学方法，同时也催生了世界音乐是文化差异的产物这样一种意识。科学方法的痕迹在《东方音乐》里也十分明显，但它是以另外的方式而得到利用的。《东方音乐》强调视觉和音乐戏剧，其本身成为观众猎奇之所，而通过取悦都市消费者，它也成为娱乐性世界音乐的所在。21世纪初始，上述这两大类别的集子对世界音乐曲集的决定性影响，丝毫不亚于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发挥的作用。
录音，收集，选编他者
含有代表性民歌的早期作品集
◆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歌曲中的人民之声》（Stimmen der V?lker in Liedern）和《民歌》（Volkslieder）（1778年和1779年）。收集了世界各地的民歌，两卷本（见第五章）。
◆ 阿希姆·冯·阿尼姆（Achim von Arnim）与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少年的魔法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6年和1808年）。“民间诗歌”集，没有旋律，但其文本成为19世纪中欧民歌的典范。
◆ 约翰·菲利普·苏萨（John Philip Sousa），《各国的民族曲调、爱国曲调及经典曲调》（National，Patriotic and Typical Airs of All Lands，1890）。“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队领队”苏萨于美洲殖民地日益扩张的历史时刻编写了此歌曲集，并出版了单本集，集子中有详细的记谱和编曲，从而绘制出世界的音乐版图（见第五章）。
使用录音技术收集世界音乐的早期尝试
◆ 1893年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即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是为了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举办的，故名“哥伦布纪念博览会”）。使用蜡筒录制不同音乐文化的音乐的最早尝试。103首乐曲录音包括爪哇、土耳其/黎凡特（地中海东部）、夸扣特尔印第安人（Kwakiutl，北美洲西北部沿海的一个印第安部族）的音乐，以及在芝加哥世博会展出的“南太平洋诸岛”的曲例。
◆ A. Z.伊德尔松（A. Z. Idelsohn），《希伯来–东方旋律宝库》（Thesaurus of Hebrew-Oriental Melodies）第1—5卷（1913年—1929年）。利用来自奥匈帝国科学院的录音设备，收集、改编各流散地的犹太音乐。
◆ 威廉·德根（Wilhelm Doegen）（编辑），《在异族中——一种新的人类文化学》（Unter fremden V?lkern —— Eine neue Vlkerkunde，1925）。由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俘营里对歌曲、故事、语言实验进行的记录和分析。
由早期的音乐人类学家率先进行的录音
◆ 弗朗西斯·登斯莫尔，成套录音和多卷本记谱，大多由美国民族学办公署和国会图书馆出版。长达半个多世纪（1901年，直至她1957年去世）的时间里，她用录音系统地收集了一个又一个美国土著的音乐，涵盖他们所代表的完整的音乐文化（见图二）。
◆ 埃里克·莫里茨·冯·霍恩波斯特尔，《示范集》（1963）和《东方音乐》（1979，第一版1934年）。录音集代表了世界音乐的交融。
◆ 1932年开罗阿拉伯音乐大会。来自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音乐录音，从西面的摩洛哥到东面的伊拉克。录音集是音乐人类学的分类法的实证，尤其是因为引入了罗伯特·拉赫曼的概念（见第三章）。
20世纪末世界音乐的系列唱片
◆ 民风唱片。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期，摩西·阿施（Moses Asch）的民风唱片公司（也作“少数族裔民风”公司）向全世界的音乐家和音乐收集者打开大门。阿施用录音扩大了世界音乐的普及度，因为他能够让远超过1000种的唱片不断再版和传播。民风唱片的部分业务由史密森学会支持，该学会再版了一些早期录音，并继续发行新CD 唱片。
◆ 新世界唱片。一套意在包容所有的美国音乐的录音。第一套100张唱片在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前后发行，之后继续出版直至今日。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音乐集。一个录音项目，相应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扩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录音一般是来自单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集子，由不同的唱片公司出版发行，引发一种以民主方式灌制唱片的意识。经典和传统音乐得到重视，许多濒危的曲例得以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