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西格（Charles Seeger）：世界音乐的形而上学派
为什么选择查尔斯·西格作为我们论述的第一位音乐人类学家？毕竟，他不仅仅是音乐人类学家，虽然他有强烈的音乐人类学倾向，可相比音乐人类学，他更喜欢用涵盖更广的学科名称“音乐学”，借此表明自己不愿意从一个涵盖广泛而“统一”的音乐研究领域排除任何一类音乐。事实上，要想在查尔斯·西格的思考和研究中发现共通的脉络并非易事，但最终我选择他，正是看中所有脉络中最为共通的一条：在他几乎所有的音乐论著中，在他作为教师的活动中，在他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事业中，他都关注世界音乐的认同问题。
查尔斯·西格在方法论上，在哲学观上，在音乐上，无比地兼收并蓄。他所受的音乐教育使他成为作曲家，而他早年对教书育人的喜爱又促使他在一套宽泛的大学文科课程里创设了音乐课。他初次与世界音乐相遇时已近晚年，显然是在他发现民间音乐是“人民的音乐”之后。他在田野调研中也兼收并蓄，一点也不亚于他从事的其他事业。虽然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深入地进行民间音乐收集，然后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撰写拉美音乐民族志，可是他却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将其主要精力从田野调研转向了系统探索，对他的“发明”记谱仪——一种用于记录音乐录音的乐谱的装置——进行实验。虽然查尔斯·西格的著述以晦涩难懂而著称，而且他本人从未将自己多样的著述汇编成集，但是他在二十世纪对音乐人类学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
实际上，西格的思想有一个可以识别的核心，他多样性活动中兼收并蓄的路径，始终如一地通向那一个核心。在其著述里，我们发现他极度关注有关音乐的一个最基本的本体论问题——音乐同词语的关系。说到底，这是对音乐意义的关注，换言之，这是对一种两难境地的关注。这种两难境地的产生是由于词语无法传达音乐意义，但我们仍然必须用词语谈论音乐。音乐人类学必须面对这样的困境，尽管几乎或根本没有克服它的希望。西格的答案不是放弃，而是不断探求其他手段来理解音乐的意义。如：将社会背景的重要性等同于音乐文本；将价值归于不同的音乐，同时还可以去衡量这些音乐具体的、结构上的特质；即使认识到表征体系不适用，也绝对没有理由为了表征与音乐相近的认知过程而去打造抽象的模式。西格并没有用历史和地理的界限来限制音乐，从而为研究世界音乐打下基矗他对当今音乐研究的影响，证实了他的远见，即随着人们对世界音乐多样性认识的日渐提升，许多人也许意识到他们成为第一批音乐人类学家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