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者为先：宗教，传统，还是审美？
《古兰经》可以作为书面文本，也可以作为口头表演，还可以作为听觉体验。意义遍布于《古兰经》的许多不同层面：词以及词所在的文本，诗歌形式以及语言节奏，诵读和聆听（无论是大声朗读还是内心默念）的调式型和旋律型。显而易见，《古兰经》是一部“音乐”作品，也就是说，表演和感知取决于音乐背景，尤其是吟诵（qirā'Ah，也解释为“诵读”或“召唤”，二者都是对表演行为的相关描述）的调式传统和旋律传统。经文常常是表演背景的本体论体现。《古兰经》的审美功能，依宗教意义而发生，就本体论而言，也非独它所有，而且这些功能令其自身易于同其他经文比较（见第三章）。
诵读《古兰经》也揭示了关于世界音乐审美中一些非常基本的因素，这些因素将如一个主导动机那样贯穿。在我们与世界音乐相遇的时候，审美问题不能孤立看待，也不能排除在外不予考虑。如果认为音乐具有审美独立性，只在音乐本身寻求意义，往好里说，这样只能产生不完全的答案，往坏里说，这样会违背音乐的本意。世界音乐复杂的审美深植是其与西方音乐大相径庭的许多方面之一。在宗教音乐里，审美深植非常明显，即音乐的意义常常取决于其能否履行职责、引发变化或者达到超验。不仅仅只是因为音乐被转换成歌词或仪式叙事，音乐才获得宗教意义，宗教音乐还［直接］将歌词、叙事和仪式转变成意义。音乐拥有审美能力（power，亦即“权力”）来实现这样的转换。德博拉·王（Deborah Wong）在她对泰国小乘佛教的研究里，认为被称作威克鲁的整套仪式中存在这样的审美深植。王指出：
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威克鲁仪式中，表演的转化特性一再展现：师傅被表现为妖怪和神仙，孩子被变成舞者和乐手，从一开始，每一位名师都展示其作为圣人的另一张脸。
（王，2001：xxiii）
在东亚大乘佛教里，音乐将仪式转变为寺庙生活的政治结构，僧人和俗人在里面表演他们在宗教与世俗两界交叠的领域里所遇到的意义。正如陈碧燕详细记录的寺庙仪式音声景观所展示的，音乐将个体同几个世界共处的方法具体化，允许信徒同时表演这几个世界。我们也许认为，所有这一切是对音乐的过度要求，但实际上音乐的审美深植允许我们，甚至告诫我们，去要求音乐通过表演转变意义。佛教里音乐的权力，或者大多数宗教里音乐的权力，在于音乐的意义如何引发转变。
通常，我们不会认为权力具有审美特性，但在本——其主题是世界音乐——权力一再呈现审美功能。在相遇的时刻，音乐具有权力，它给那些探索意义的人以权力。音乐履行某些职责的能力，取决于音乐在不同层面的审美深植中所获得的权力。此外，正出于这样的原因，与世界音乐的频繁相遇才引发了对权力的争相挪用。而恰恰因为权力得失攸关，音乐才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西方与他者的相遇之中。比如在殖民主义时代，在传教士同他们力图劝服皈依的那些人相遇的过程里，宗教音乐常常成为主要的文本。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敏锐地意识到音乐如何带来权力，为此他们专门创作了曲目，为的是开拓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通过音乐转变精神意义，以使皈依能够在其中发生。皈依的空间经历了各种仪式化的过程；虽然人们可能期望剥夺音乐的基本要义，但更常见的是，音乐乐于接受新的意义，而这些新的意义因审美差异，其权力在不断增强。
安第斯山原住民们的仪式也持续见证着音乐意义如何增加，而意义的衍生产生了多元的叙事，每一种叙事都撰写了一段漫长的相遇史。安第斯山地区现代节日的音乐表演不仅包含一层又一层意义，也提供了仪式化的空间，产生这些意义的历史相遇在这个空间中再次得到表演。同样，在各种传教背景下使用的新教赞美诗也经历了转变，在转变中，新的意义使权力屈从于本土化并因遭遇抵制而妥协。许多北美土著的赞美诗为保留当地的音乐风格和表演背景提供了新的可能，因而挪用不应看作是欧美文化霸权带来的结果，而应看为北美土著的一种抵制形式。传教圣歌在非洲转变为国歌是又一个例子，揭示了音乐的审美深植如何转变了意义。埃诺克·曼卡伊·桑汤加（Enoch Mankayi Sontonga）的《上帝保佑非洲》（Nkosi Sikelel'i Afrika）起先是一首圣歌，但是一路经历了许多变化，而后成为一首抵抗殖民霸权的泛非洲主义颂歌，1964年成为坦桑尼亚国歌，1995年成为南非国歌。在《上帝保佑非洲》的发展历史中，它的歌词使用了各种当地语言，也用了英语和南非荷兰语，这些语言共同加强了其后殖民的意义。
世界音乐所引出的复杂的审美问题，反映了我们解读世界音乐同全球化关系的几种方法。从其中一种角度解读，世界音乐通过全球相遇而形成，它某种程度上丧失了我们也许视为原初的意义。然而，相遇也是一个起点，世界音乐因为启动了审美转变而获得新的意义。随着我们对世界音乐审视视角的扩展，我们可能开始意识到，产生世界音乐的相遇，主要不是创造一种一方赢、他者输的状况。世界音乐的审美体系需要有一套不同的视角。如果允许我玩弄文字游戏，那么我以美国棒球打个比方，“谁是一垒手”（即“何者为先”）可能不成问题，关键是审美制造了“满垒”后（即“审美产生了新的意义”），比赛应该如何推进（即“如何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