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相遇
最初与世界音乐相遇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我们有些人远行万里，遇到的音乐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家乡认识的任何音乐。而其他一些人最初发现世界音乐的地方就在家乡附近，这种相遇的发生也许是因为人们所熟悉的本土音乐有明显的变化，也许是人们突然意识到那些熟悉的音乐并不是他们曾经所想象的那样。还有一些人，他们与世界音乐最初的相遇是通过录音、录像，或各式各样的表征，这些表征能立刻让人们注意到家乡与外乡的距离，也能够弥补那样的差距。如果我们能够专注于并去认识某个有意义的局部，世界音乐的整体有可能得以呈现。因此，初次相遇也将局部同整体联系起来。初次与世界音乐相遇常常是个人的，乃至私密的经历，经常使地方性知识突然闯入人们的意识。我们很难对这种意识无动于衷，反而会被其改变，甚或深刻地改变。我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迎接世界音乐，既敬畏又好奇，既担忧又尊崇；我们可能会折服于其朴素之美，也可能会惊叹其复杂性所产生的不和谐音；我们可能发现自己迷失在意义的探索中，这些意义不是即刻而明了的，也不会因意想不到的启示而发生变化。无论最初相遇以何种方式、在何处发生，它们都深刻改变我们对音乐的理解以及我们对音乐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和功能的解读方式。最初与世界音乐相遇从来不是孤立的、一时的事件。
最初的相遇成为故事和历史的素材，因此在本，它们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神话里充满了最初相遇的故事。正如神话讲述自然和超自然或人与神的交错，它们也讲述了音乐如何在这些交点上出现。在神话中，超自然的生灵常常将音乐作为礼物馈赠人类，这种礼物可以是抽象的，属于感知和交流的一部分，比如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可以是具体的，例如用人类或动物的身体部位等具体的物质制造乐器，乐器以此获得了形而上的意义。在世界各种宗教的神话中，音乐起源的多样性，更多表现在级别层次上，而非宗教神话的类别上。音乐可以明显地表现在小鸟的歌唱中，或表现在来自神的意旨中，音乐亦可就在“外界”，即所谓的天体音乐中。音乐似乎等待着相遇，即等待人类的一种超然状态，这种状态是通过感知和表征由音乐编码的某种神的意旨而获得的。关于音乐起源的故事几乎普遍存在于全世界的宗教里，表明了神话中的相遇也许是最初产生世界音乐的环境之一。
关于最初相遇的这些故事，也被我们编织到宏大叙事之中，正是这样的叙事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世界音乐的各种历史。且让我们短暂地回溯这类故事中最早的一则。新旧世界的音乐之间的第一次相遇发生在1557年，在胡格诺派传教士让·德·莱里（Jean de Léry）逗留在图皮南巴人中的那段时间。斗转星移，当初相遇的地方如今被称为里约热内卢海湾。莱里在1578年的叙述中，详尽描述了图皮南巴人的音乐，甚至记录了用于特定仪式的旋律和歌词，还翔实描述了那些仪式的背景。莱里去新世界并非为了撰写一部不带偏见的民族志观察报告，而是去宣传福音，劝服人们皈依基督教，因而他叙述了自己为传教热情所激发的那些观察。图皮南巴人是食人族，与他们食用自己族类相关的习俗引起莱里的注意不足为奇。他们也引起了当时其他著述者的注意，蒙田（Montaigne）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论食人部落》（On Cannibals）对莱里的著述有一系列思考，虽无心插柳，这却使莱里对第一次相遇的描述广为传播。这样，莱里关于图皮南巴人音乐的记述以及这些记述所引发的反响便开创了书写世界音乐的一种传统，这一传统在航海大发现时代和现代初期加速发展，它在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8世纪末的民歌集里，以及无数有关初次相遇的描述中达到了鼎盛（见第二章）。对我们而言，重要的甚至并不是莱里的记述将第一次相遇变成一种民族志的场合，而是他意识到图皮南巴人的仪式音乐同他所属的音乐传统并非那么不同，他认为自己的音乐传统（西方的音乐——译注，下同）始于古希腊人，然后发展成一部真正的西方音乐史。莱里记述了自己对图皮南巴人的音乐越来越感到亲近的过程，他经历了自己的审美转化，最初认为图皮南巴人的歌曲毫无意义，继而他觉得这些歌曲和西方的歌曲有相近之处，甚至可以看到亲缘关系：
在女巫祭典开始的时候——我当时在这些女人家里——我有点害怕了；这时，听着这一群人有节奏地和声吟唱，尤其是在歌曲的终止和副歌部分，我得到了回报，感到非常快乐……现在无论何时回想起来，我的心都会震颤，好像她们的声音还在我耳畔回响。
（莱里，1990：142，143）
由最初相遇促生的相关记述为数众多，也很复杂，因而肯定可以从这些记述展开。这样做的理由不仅在于这些记述包含大量的信息，也在于它们描述了这些经历的特质。我们已经在莱里的第一次相遇中见证了那些经历：他以第一人称陈述，但他描述了他自己的变化。无可否认，这第一次相遇是亲临的，莱里通过记忆回到了那次相遇，而这一记忆则通过他的身体而对他产生了意义。
初次与世界音乐相遇的特质在于我们对这些相遇的记忆令我们几乎等于亲临相遇本身。这就是音乐民族志的特质：他人在创造音乐时，研究者通常亲临现常这样的惯例，贯穿于音乐人类学、流行音乐、民歌研究，以及其他世界音乐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之中。每当我们参与田野调查时，每当我们力图弄懂不同于我们所知的音乐现象时，我们都会回到自身的最初相遇，有时是追索信息，但更多是再度回忆起当初第一次体验世界音乐时的意义。在这层含义上，我们继续拥有最初相遇，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对整个世界音乐的感觉日益拘囿于我们无数局部的经历。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无论是当我在自己从未去过的地方着手新的研究项目时，还是当我重新研究老的项目时，开始的时候我都要重温自己的最初相遇，并且让新的体验加入到这些过去的相遇中去。我初次遇到美籍爱尔兰农民查尔斯·班能（Charles Bannen）时，他用客厅里的风琴自伴自唱了100多首口传的歌曲和民谣，悦耳动听。这一相遇形成了我的方式，我以此方式在以色列遇到了集中营幸存者，还以同样方式遇见过不愿忘记自己朴实的意第绪语歌曲曲目的罗马尼亚老人。最近，我初次遇到的是街头音乐家和朝觐者，他们以音乐共同重塑了新欧洲的景观。
重要的是，我想让读者意识到最初相遇对我意味着什么，尤其因为本会有些片段主要不是论述我自己的研究，即不是利用我自己的民族志经历。也许更多时候我所描述的相遇带有比较普遍的性质，意在用它们来打开世界音乐的空间，这样读者自身可以有更多亲近的、多样化的相遇。这样的相遇实际上最能说明我们体验世界音乐时发生了什么，因为如同让·德·莱里在16世纪中叶的情况，我们与自己世界以外的音乐相遇的时候，就会出现将其美化的现象，有时甚至将其改头换面，那意味着把陌生的音乐转变为世界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