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基本原理
对于吉马德那一代的前卫建筑师来说，通常大自然是他们的出发点。在格拉斯哥（Glasgow），查尔斯·兰尼·麦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画了一些热情奔放的花卉画和风景画，而他的建筑作品则利用蜿蜒的线条和几何图案。在芝加哥，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发展了他的“草原式住宅”类型，使用了宽广的飘檐，据说这是为了与草原辽阔平坦的地平线相呼应，尽管这些建筑就位于芝加哥郊区。在巴塞罗那，安东尼·高迪（Antoni Gaudí）通过研究骨架和蜂窝形成了他那极具个性的建筑处理方式。他的建筑作品中最能体现他的抱负的例子就是圣家族赎罪教堂（Sagrada Familia），他把塔楼设计成像石笋一样的古怪式样，这座建筑高迪终其一生也未能建成（图22）。这些建筑师都试图从基本原理出发重新创造建筑的形式，试图找到一种反映新生活的新的设计方式和建造方式。从风格上讲，这几位建筑师彼此之间各不相同，因此，用同一个名字来称呼他们的建筑作品，（不管是新艺术风格建筑还是别的什么名称），这对于理解这些建筑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这些建筑师所具有的共同点是他们的设计都十分具有个性，明显是在刻意追求创新。他们之前的几代建筑师都习惯于追求某种“正统”思想以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权威性。这样建筑看起来会与历史上那些令人赞叹的经典建筑相似，当然个人的创造性思维也会对其进行创新，但是这种创新是一定范围内的创新，是在已确立的以得体为框架的创新。即使是彻底的创新，也可以通过祈助于已有的先例而具有权威性，如果这位建筑师是向遥远的古代而不是近代学习并探求经典建筑的创作方法。在15世纪初的佛罗伦萨，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人们周围的建筑都是些具有中世纪特征的建筑，具有探索精神的建筑师，如阿尔伯蒂和伯鲁乃列斯基就是通过对罗马建筑的关注而使建筑产生了变化。18世纪中叶，巴洛克建筑在华丽与奢侈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时出现了回归简洁的呼声，并要求表现出建筑的基本建构原理。这一呼吁由马克-安东尼·洛吉耶率先提出，他当时是凡尔赛宫小礼拜堂的牧师，这座小礼拜堂的巴洛克风格之典型，装饰之繁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出其右。1753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设想了一座利用尚在生长的几棵树搭造而成的原始棚屋，以此作为纪念性建筑的源起。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发掘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古希腊的纪念性建筑，以转向纯净、简洁、优雅的名义要求回归古希腊的审美趣味成为可能。然后在19世纪，虽然在一些特殊场合也建了一些其他风格的建筑以彰显异域情调，但是古典建筑是主流，这时哥特式建筑得到了复兴，特别是普金，他将哥特式建筑表现为真正的基督教建筑，丝毫没有受到哥特式建筑与异教历史有关联的影响（图5）。这些例子说明时下的审美趣味与建筑实践的每一点变化，都是通过与近代建筑的决裂、对古代建筑的回归实现的。
建筑师获得声誉的一个方法是设计出某种意义上的原创作品，这样人们一看便知这是谁的作品。高迪的建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没有人像他那样设计与建造房屋。然而，这并不是说建筑越独特越好，或越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帕提农神庙是具有最高质量的建筑，但是，它看起来却与当时所有的希腊神庙非常相似，如果帕提农神庙与希腊神庙建筑大相径庭，那么，它就不会比现在的帕提农神庙更出色（图7）。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它缺乏创新：帕提农神庙并不是早前那些神庙建筑的简单重复。首先，帕提农神庙比大多数神庙建筑都要宏大，所用石料也更好，神庙的装饰性雕刻在创意上更为新颖，在工艺上也更为精美。这座建筑的不同寻常之处还在于，它在正立面上设置了8根柱子，而不是普通神庙建筑所设的6根柱子，并在立面设计中作了视觉调整的处理，这种调整几乎看不出来，但是，对石头造型的要求比普通建筑对石头造型的要求更高，需要更加小心，技巧更加纯熟，这标志着这一类建筑对精准、细腻程度的关注。除了在神庙周围的柱子上用了装饰性的中楣之外（这种做法在这类神庙建筑中颇为常见），在围绕着中室的外墙之上也设置了一条中楣，透过两柱之间的空隙可以看到它，这样的处理在以前的建筑中从来没有过。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帕提农神庙根植于希腊神庙建筑传统之中，但是，它比之前建造的任何神庙都要宏伟和辉煌。假如菲迪亚斯、伊克蒂诺和卡利克拉特合作建造的不是这座帕提农神庙，而是像圣家族赎罪教堂那样的建筑，只要稍微想一下我们就知道这样的建筑不可能建成。若是如此，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公民会如何看待它？它看起来会让人觉得十分怪异、粗俗无比。它向雅典公民传达出的信息是设计者不了解、也不关心雅典人的文化。假如雅典公民看到这样一座古怪的建筑，他们看不到建筑里有任何东西让他们产生熟识之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其实我们所使用的barbaric（粗俗）一词就源自希腊语，表示“外国人”的意思，这就告诉了我们古希腊人对异族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