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多样性
这座小住宅充分说明了一座建筑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其意义。对于在这座房子中长大的孩子们来说，它虽然不同寻常，但这里是家，是上了一天学后可以回去的舒适、安稳的地方。对于寡居的施罗德夫人来说，这是她重新开始的地方，是在英年早逝的丈夫去世之后新生活的开始。对于里特维尔德来说，这是一个机会，让他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尺度上实现他与他的艺术家朋友们一直在探索的理念，该做的他也都做了。在周围的邻居们看来，这座住宅一度显得十分古怪，无法解释，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这座房屋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但是，施罗德住宅成为小镇边缘面对着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带（如它当时那样）的一座地标性建筑，这样他们才逐渐熟悉了它。无论施罗德住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21世纪的今天它看起来“领先于它的时代”。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根据建筑的风格猜出其建造年代，那么看到这样一座建筑，我们当然会猜其建造年代应该是在1924年后的某个时间，并且也会为它明确无误的先见之明所叹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或许会考察这座建筑的燃料消耗水平，从环保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批评这座建筑。施罗德住宅只是一座小小的住宅建筑，却引发了如此多的不同反应，因此人们对它的感情也不同。当我们遇到一座房屋，并赋予了这座房屋一种文化时建筑就产生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一座房屋归属于或是产生了许多建筑，因为这座房屋不止在一种文化语境中表了态。如果我们将施罗德住宅看作是一个有关家的建筑作品，那么它就是使住户感到自由和解脱的一种姿态，在这里住户可以创造他们的生活，把自己从中产阶级家庭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将施罗德住宅看作是乌得勒支城市建筑中的一个元素，那么我们会认为它的这种姿态是为了吸引人注意，就像是过去城门口立的门柱那样起着标志性的作用，这种做法在这座建筑的所在地——小镇边缘是受欢迎的。如果我们将施罗德住宅看作是现代主义建筑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那么，这座建筑的姿态极其重要，标志着突显建筑物的艺术性的重要时刻的到来，尽管施罗德住宅的造型并不是从更早的建筑中发展而来的，而是从一些更为抽象的思想中衍生出来的。这些意义之中哪一个才是施罗德住宅的真实意义呢？可以说，它们都是，但是其中没有哪一种含义与建筑师直接相关。如果我们想知道施罗德住宅对于那位建筑师的意义，那么，我们需要让自己沉浸于神智学的文学作品中去了解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有关精神世界的描述。当今时代，没有多少人会这样做，但是，即使我们确实能够重新找到里特维尔德对这座建筑最原初的理解，也不能因此说其他解读无效、没有意义。
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文化也更加多元化，事先理解一座建筑对于将要使用这座建筑的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变得越来越困难。如果建筑师与这座建筑的使用者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那么人们对建筑姿态的理解很可能与建筑师的理解相一致。然而，任何一个公共建筑的使用者都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背景，因此他们对建筑的反应就会不同。只要这些反应都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那么存在着这些不同并不是问题，但是，假如一个现代社会的公务人员打算修建一个像布赖顿皇家亭阁那样的房子，那么，无论这钱是由政府出，或是从什么地方借来的（如当时的威尔士亲王建造布赖顿皇家亭阁时所做的那样），现在肯定会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对，因为很难弄清楚后殖民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东方式样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布赖顿皇家亭阁或可被看作是某种重要的少数族裔文化的体现，也可以被看成是对失落的帝国的怀念，但是，无论怎么看布赖顿皇家亭阁现在都暗含了强烈的其他意义，这些意义是在建造皇家亭阁时所不曾具有的。皇家亭阁所具有的某些暗含之义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原谅的，但对于当时接触这座建筑的人来说则可以接受。但是，假如皇家亭阁是今日所造，则会引起骚乱和某些人的辞职。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讨厌皇家亭阁以及它所代表的女王形象。这种厌恶情绪不仅仅是因为皇家亭阁的建筑风格，还因为它旨在代表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奢侈夸张与放浪不羁的生活，这种生活与维多利亚女王决心要表现的君主制形象大相径庭。正是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作为公正与虔诚的象征的威斯敏斯特宫得以重建，与她所希望看到的那种政府的形象相符。最近威斯敏斯特宫的上议院大法官套房进行重新装修，所花费的金钱对于大众媒体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但如果考虑到币值的变化，那么那次装修的花费还没有最初建造时的花销大。而威斯敏斯特宫的初衷就是要表现宏伟壮丽，而不是简朴节约，这样才与它扮演的角色相符。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公共建筑更有必要向普通民众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合理的。我们仍然承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对建筑的意义与价值的感受还具有一定价值，但是，随着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看来也有必要让普通大众发表对建筑的看法与感受。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2000年至2001年斯特林奖（Stirling Prize，这种奖可能还会颁发）的颁奖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次获奖的建筑作品是由专家组成的评议组评定的。评奖结果在电视这个典型的平民媒体上进行了公示——电视台对观众进行了民意调查，让人们从备选建筑中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接着发生的事是：当宣布了大众的评选结果后不久又宣布了由专家选定的“真正”的获奖者，这两个结果完全不同。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文化之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来确定我们——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看法就正确。在一个公开的地方对两种彼此对立的方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比较是罕见的，因为这两种方法互不相容，其中一种方法往往会使另一种方法变得无效。在审美趣味方面，我们不太可能像上一代人那样对专家的意见言听计从，从民主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件好事情，但对艺术而言就未必，因为这会造成判断上的粗俗化，是对庸俗的支持。我知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最大众化的东西就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大众化的东西也有影响力，因为大众化的东西往往拥有市场，当然，有时稀有的、非同寻常的东西的确能够获得公众的赞同与喝彩。那么，我们讨论的对象，不论是凡·高（Van Gogh）的《向日葵》，还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流水别墅”（图10），不仅本身令人愉悦，也赋予其所有者地位，因此，如果将其投放入市场，它的价值就会高于它的造价。
由于每个人以前遇到的建筑都不同，因此我们对建筑的确切反应也各不相同。由于接触的文化不同，不同的建筑给我们的感受也不同，有的可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有的可能让我们惊愕，但姑且不论这些建筑的风格与审美品位，我们还会对建筑暗含的生活方式作出反应——不论这种生活方式让人感到充满生气，还是令人沮丧，还是感到卑贱或是没有安全感，也不论这种生活方式是让人燃起新的希望，或是让人想起一些曾经有过美好回忆的地方。我们既对建筑这些方面的内容作出反应，虽然这些内容并不是建筑本身所固有的，也对我们看到的抽象造型作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