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性纪念建筑
在国家的层面上，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只是规模更大。作为国家象征的建筑应该更宏大，更为大众认可，因为这些建筑象征着这个国家，担负着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区别的重任。在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白宫以及沿国会大厦前中轴线及两侧布置的纪念性建筑，都具有这种象征意义，它们的作用就是要反映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英国，起着同样作用的纪念性建筑是议会大厦（威斯敏斯特宫）、白金汉宫和沿着怀特霍尔大街一直延伸到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政府办公建筑。巴黎的纪念性建筑则明显不同，最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性建筑不是政府办公楼，而是一些文化建筑。从卢浮宫到凯旋门的香榭丽舍大道以及埃菲尔铁塔已成为比国民大会大厦和爱丽舍宫更能在海外代表法国形象的标志物。如果一个国家的首都没有历史上留下来的纪念性建筑，那么它就会特地设计一座，如在布达佩斯就有一个建筑作品成为各种文化的象征——基督教文化、异教新古典主义的文化和历史文化——以显示匈牙利人是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后代，但现在是文明世界中的一员。直到19世纪，意大利的各个城邦才统一成了一个国家，罗马那巨大的维克托·伊曼纽尔纪念碑就是为纪念这一事件而设计的，以此来提醒所有意大利人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新身份，这个新身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有关。这些纪念性建筑分布在各国的都城中，它们不仅是首都人民的象征，更是全国人民的象征。
像威斯敏斯特宫这样的建筑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议会所在地它必须满足议会集会的功能，另一方面，它还必须能够恰当地象征该国政策制定者这个团体的身份。威斯敏斯特宫所起的象征作用一般人都十分熟悉，人们也不难意识到这座建筑是伦敦“一景”（图5），但是，人们对其内部布局就不那么熟悉了。它的室内空间布局既复杂又十分合理——如果考虑到修建时人们对它的用途的设想的话。威斯敏斯特宫建成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本身并没有促成这些变化的产生。这座建筑是沿中轴线布置的，在轴线的一端是英国国会上议院，而在轴线的另一端则是英国国会下议院的所在，两院之间有一个壮丽的拱形屋顶大厅。在沿（泰晤士）河的那一侧布置着一条很长的廊道，通向一排委员会的房间。这些房间都是自然采光、自然通风，因为在建造威斯敏斯特宫时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因此，为了实现自然采光与自然通风，威斯敏斯特宫布置了内院和采光井。规划是否理性会影响这座建筑作为议会大厦的功能，但是却与它的象征意义没有关系，这种象征意义让人联想到中世纪，从而表明这是对历史的一种延续。如此设计威斯敏斯特宫并不是要让人们把它看成是一座“创新性”的建筑。这座建筑取代了较早的一座具中世纪风格的议会建筑，然而，之所以在重建中延续这种风格，除了习惯使然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哥特式建筑风格是在北部欧洲的基督教大教堂的建造中发展起来的，因此，相对于其他一些容易想到的形式，如古典主义的某些形式来说，哥特式建筑更像是本土建筑，因为这些古典形式都源自实行异教的希腊，是由古罗马的入侵者带到不列颠来的。在这里威斯敏斯特宫旨在用来帮助英国人确立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根植于本土，表现了英国人的虔诚。由于我们还能认出其中许多的建筑姿态，象征意义似乎仍在起作用，虽然威斯敏斯特宫建好之后又经历了许多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一座建筑要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并非一定要考虑到该国对其古代身份的认识。当苏格兰需要一座新的建筑来召开国民大会时，它选择了恩里克·米拉利斯（Enric Miralles），一位来自巴塞罗那的前卫建筑师。这一选择旨在表明苏格兰并不保守、狭隘，而是在国际舞台上也拥有一席之地，是着眼于未来的。当勒·柯布西耶接受了他最大的项目委托，为旁遮普邦设计首府昌迪加尔（图6）时也有类似考虑，即把旁遮普邦定位为现代世界的一员。从这个角度看，这项委托在国际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为昌迪加尔做设计前，勒·柯布西耶就对人们在如何进行城市建设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最著名的城市设计构想是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巴黎的林阴大道被推平，为网格式的巨型塔楼住宅让地方。不用说，这一构想是不会实现的。他的这些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更为直接，因为那里有快速崛起的城市以及可以使这些想法得以实现的中央集权式权力结构。但是，这些城市是由其他人设计的，而不是柯布西耶设计的。昌迪加尔是唯一一座由勒·柯布西耶设计并建成的城市，因而，全世界的人都对它期望甚高。柯布西耶在建造过程中遇到了某些挑战——一方面他要找到一些方法使他的设计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建筑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另一方面他只能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和工人，这就使得这座城市深深地植根在了这片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