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时起，又有很多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除了6种（或者7种，有时会把厌恶和鄙视区分开）基本情绪，进一步的研究还囊括了骄傲和羞耻（见图4.2），骄傲用一个夸张的挺着胸脯的姿势表示，而羞耻则用低头驼背来表示。结果都支持情绪表达是天生固定在人脑里的观点。
图4.2 表情
其他的支持证据来自对先天性盲人的研究，这些人从未见过任何表情。举个例子，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松本（David Matsumoto）分析了2004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上柔道选手们的表情，其中包括一些先天性或后天性的盲人。他发现3组选手在每回合获胜的时候表情都是一样的，其中包括所谓的杜兴式微笑（幅度大而灿烂的微笑，眼睛和嘴巴都有动作），这被认为是真正开心时的表情。既然情绪表达是全球共通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表情是怎么演化出来的呢？一种观点认为典型的表情是有生理功能的。例如，当一个人做出经典的恐惧表情时，自己的视野会扩大，会做出更多的快速眼球运动，并打开气道，这些都有利于人们应对危险情势。
其他表情也被认为有合理的功能。厌恶时，人的嘴巴紧闭，这可能是为了收缩气道，阻止污染物进入，而感到羞耻时的退缩姿势可能是为了遮挡脸部敏感部位，以防受到攻击。不过，不是所有的表情都有明显的功能。像开心时的微笑、生气时的横眉冷对和悲伤时的愁眉苦脸一直都让心理学家们迷惑不解。
但是，表情的起源并不仅仅是生理反应。人是社会动物，需要交流，表情就是重要的交流途径。能够传递和接收情绪对我们祖先而言是一种优势。比方说，表现出恐惧或是从别人脸上读出恐惧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演化生物学家认为表情本身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出现的，而是源自一种可以展现出内心或行为信息的动作，就像咀嚼是某人正在吃东西的可靠信号一样。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演化成了传达有效信息的信号。表情变得更夸张、更独特，让人们更容易进行无声的交流。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有些表情的功能让人难以理解：它最初的目的已经在被解读的时候丢失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表情只是为了传递信号。骄傲和羞耻这两种独特的与社交相关的情绪表征就比较符合这种可能，这两者比较像其他社会性的灵长类动物表示占领和臣服时的神态，说明它们是我们从远古的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表明社会地位的信号。
更加复杂的是，有些学者质疑情绪表达本身并不是共通的。他们指出埃克曼等人用的研究方法有问题，志愿者是在给出的情绪列表中选出了最匹配的表情。质疑者称当志愿者要努力找出快乐、悲伤和愤怒等情绪时，他们很可能会认定看到的选项就是所要找的。而让人们自己想合适的词时，他们会更难说对。在一项实验中，移除选项列表甚至让准确率从80%以上降到了约50%。
相反，有些学者认为情绪表达不是植根于生物身上的，而是一种从文化中习得的符号，一种让我们用来和其他人交流情绪的“身体语言”。并且与说的语言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中，情绪表达既“有共性”，也有差异。
实验显示，人们对情绪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具体情境的。在现实世界中，人们很少只看到脸。我们还会审视姿势、声音、其他人的脸以及更多的情境细节，这些都会影响我们对情绪的感知。例如，皱眉通常和愤怒相关，如果当时那个人拿着一个很脏的东西则可以理解为厌恶，而如果和危险情况同时出现则可以认为是恐惧。典型的厌恶表情如果配上胜利时的抬起胳膊的姿势，那么可以认为是骄傲。类似地，同样一个表情配上“愤怒”“惊讶”和“恐惧”的标签也会改变人们的认知。
研究还发现，和埃克曼的经典论文所表述的相反，情绪表达在不同的文化中并非完全一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蕾切尔·杰克（Rachael Jack）说：“是有差异存在的。”她在2012年的一项研究中利用图形包随机组合面部肌肉的位置，产生了几千个表情。她的研究团队将产生的4800张脸分别展示给15个欧洲的志愿者和15个中国的志愿者。志愿者们的任务是将这些面孔归类到6种基本情绪中，或者直接说“不知道”，没有预设的正确答案。欧洲志愿者（向他们展示的是欧洲人的面孔）的分类一致性比较高，且选择比较一致。但是中国志愿者（看的是东亚人的面孔）所进行的分类有更多交叠的部分，且各个人的选择很不一致。
杰克说：“我不否认某些表情是有生物学基础的，但是文明已经产生8万年之久了。” 她认为，这些基础信号已经在社交过程中被文化演变大大重塑，产生了局部的差异。
如果情绪表达确实不像埃克曼等人宣称的那样是全球共通的，那么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观察其他人的表情时，我们所使用的分类是由文化构建、习得并依赖情境的。也有证据显示，移民能渐渐让自己的情绪适应新家园的规则。所以或许我们说的是相似的语言，但是也用当地的方言以更好地和身边人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