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利在2014年6月发表了一篇详细的回复性文章，坚持认为即便考虑其他人的解释，当今人类大脑的反应时间仍比以前更长了。但是即使他对于反应时间的观点是对的，IQ和反应时间之间的相关性仍然不是那么强：反应时间只能解释IQ差异的10%。
爱尔兰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神经遗传学家凯文·米歇尔（Kevin Mitchell）说：“也许每代人都会悲叹下一代人在变笨，上流社会人士抱怨下层阶级比他们更能生。基本的前提还是IQ水平在下降，对此我没有看到任何论据支持它，这让我觉得整场争论有点诡异。”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就能知晓确切答案：如果我们在丹麦之类的国家看到的现象只是弗林效应的尾声，那么IQ值应当会在发达国家稳定下来；如果伍德利和他的同事们是对的，那我们应当能看到IQ持续下降。
即使我们真在变得越来越笨，我们也还不清楚有没有担心的必要。弗林认为问题能自己化解，随着医疗和就业等情况的改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生育率都会降下来。
长远来看，对我们的智力或许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威胁存在。人类基因突变的速度很快，我们每个人都有50~100个父辈所没有的新突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演化遗传学家迈克尔·林奇（Michael Lynch）说：“其中有一小部分是有害的。”过去，有害突变出现和被去除的速度一样快，因为不幸遗传这些突变的人多半会早逝，不会留下后代。如今情况不同了，林奇说：“英国的胎儿死亡率已经比16世纪降了99%。”
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人口正在积累有害突变。林奇计算过，累积超过10代，遗传适应性水平就会大幅下降，大脑功能需要那么多基因，这种下降趋势很可能会拖垮我们的脑力。唯一的阻止方式也许就是调整我们的基因组，但考虑到我们对智力的遗传基础所知无几，加上牵扯到复杂的伦理问题，这恐怕是很久以后才能实现的事了。
不过，将目光拉回现在，对于智力水平的担心还是有应对方法的。米歇尔说：“如果你担心，那么答案还是老生常谈——教育，如果你想让某个人更聪明，那就给他更好的教育，这不会让人人平等，但会惠及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