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经调查发现，尽管不同心理测试的目标、形式和内容千差万别，但是一个人如果在一项测试中表现得好，那么他往往也会在其他测试中表现得好。比如，根据你在某项语言能力测试中的成绩能预测你在某项数学测试中的分数，反之亦然。
斯皮尔曼推测这所有的测试一定是利用了人类具有的某种更深层次的一般性能力，所以他发明了一种叫作因素分析的统计方法，目的就是从所有测试之间的正相关网络中提取出这个共性因素。这表明所有的测试几乎都在检测同一种东西，也就是被他称为一般智力因素或g因素的因素。本质上，g等同于个体解决复杂认知任务的能力。
在美国，斯皮尔曼的发现一直被忽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亚瑟·詹森（Arthur Jensen）才开始系统性地研究关于g的争议。g会不会只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因素分析产物呢？答案是否定的，g和大脑的多种特征都相关联，包括大脑的相对尺寸和处理速度等。那么g会不会只是一个人为制造出来的文化产物，只能反映西方人的思考方式呢？也并非如此，在所有的人群乃至所有物种中，大多数认知差异都来自g的差异。
詹森的分析为智力研究带来了一场变革，不过，尽管现在人们普遍接受了g的存在，但还是很难把它说清楚。智力就像引力，我们没法直接观测到，而只能通过其产生的效应来理解。在行为层面，g像一个不可分割的力，能够在大脑里熟练地处理信息，支撑学习和推理过程，发现并解决各种领域的问题。在心理层面，g的差异反映了大脑的协调性和整体效率的差异。g的遗传基础更加广泛，它可能来自成百上千个基因的联合作用，这些基因会对不同的环境做出反应。
强的g是处理复杂任务，尤其是学习和工作的有力工具。它也为身体健康保驾护航，g强的人损害自身健康的概率更低，得慢性病、创伤后应激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和早逝的概率也都更低。但是，它和心理健康或者快乐的关系不太大。它和勤勉认真也没什么关系，而勤勉却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充分发挥智慧潜力的重要因素。
不同类型的聪明
工程师们的超常空间想象力和律师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总是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智慧是不是也分为不同的类型？这个问题在20世纪前几十年里引发了激烈讨论：一方面，查尔斯·斯皮尔曼坚定捍卫他提出的一般智力因素g的全能性；另一方面，心理学家路易斯·瑟斯顿（Louis Thurstone）则认为存在7种“基本能力”，包括语言理解能力（女性尤其擅长）和空间可视化能力（男性表现得更出色）等。最终，瑟斯顿承认所有的“基本能力”都和g因素分不开，而斯皮尔曼则认可除了g之外还存在多种附属能力，这些能力有个体差异。
不过，这个“一加多”理论直到1993年才被人们广泛接受。当时，美国心理学家约翰·B.卡洛尔（John B.Carroll）在重新分析了所有关于智力的因素分析之后，发表了他的三层级理论（见图3.3）。在层级顶端只有一个一般智力因素g，在它之下有8个广义能力，虽然每个广义能力主要都由g决定，但也各包含一个附加属性，这些附加属性可以提升人类在某些大领域的表现，比如，视觉感知和处理效率。这些反过来催生了几十个更狭义的能力，它们除了g和第二层级附加属性之外，还需算上生活经验和专业能力（比如空间感知力）。
图3.3 智力的三层级理论
三层级结构不仅将g的主导地位纳入体系，而且也解释了个体间为什么存在许多差异。例如，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可能拥有卓越的视空间感知力，外加经过多年实践获得的专业能力，不过在这一切之上，是其本身就很强的一般智力因素g。“一加多”理论也显露出更早些时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教育者们所持的多重智力理论有多不靠谱，该理论认为只要按照每个孩子的特长（比如视觉、触觉等任何一种）来定制课程，那么所有的孩子都能在某方面智力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