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说，海德格尔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去描述此在的生存状态，可是对于究竟什么才是存在，我们依然看得懵懵懂懂，不明所以。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认同威廉·巴雷特的观点，他说：“任何一个把他的原著读了一遍的人都会从中获得一种对存在的具体感受……对存在这一不可言传者的感受，海德格尔的这样一种表述大概在西方思想家中算是最清楚的了。”
海德格尔反复强调自己在做中性的描述而不是价值的判断，言下之意是，本真和非本真、有决心和没有决心都是此在存在的方式，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一句话，《存在与时间》里没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元素。
但是在1920年代的德国，当人们读到向死存在、良知和决断的时候，很难不被其中的伦理暗示和政治隐喻所打动。有学者认为，正是在这些表达中，海德格尔看上去最像一个法西斯。我认为这个说法与事实不远，当海德格尔在1930年代欢呼“我们见证了伟大的历史”，盛赞纳粹运动具有的“内在真理和伟大”时，他的确对自己的哲学做了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引申。从这个角度出发，《存在与时间》这不仅有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内涵，还有它的时代针对性和时代局限性。
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指出，从1918年到1927年，短短九年之间，德语世界出现了六本角度新异、风格极端的著作：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罗森茨维格的《救赎之星》，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这六本著作都是“充满先知口吻甚至乌托邦气息的文本”，既有“对失落的往日理想的追忆和缅怀”，更体现出某种“末世启示论的色彩”，总之它们的共性是“鸿篇巨制的规模，先知般的口吻，求助于末世想象的文字，这一切聚合成一种特殊的暴力”。
其实，这些作者并不完全认同对方的观点。例如，希特勒就曾经公开批判斯宾格勒的悲观主义，本着“危机的本质就是机遇”的观点，希特勒宣布此时正是“西方复兴”的时机，而这一切全都有赖于德国人能否担负起历史的使命。
今天看来，1933年希特勒上台，无疑是德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至暗时刻，但这是事后之明，对于身处其间的人来说，他们只知道历史的巨轮在转向，至于未来到底是光明还是黑暗，仍不可知。
从希特勒的言行举止来看，他毫无疑问是一个无知、混乱和可笑的人，很多知识人根本看不上他，有人曾经轻蔑地评价希特勒：“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只是他制造的噪音。”值得深思的是，海德格尔似乎并不在意希特勒的粗鄙无知，在与另一位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对话中，海德格尔说：“教育完全无关紧要，只要看他那双绝妙的手就够了。”这句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熟悉海德格尔的人都知道，工具和手艺在他的哲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称赞希特勒有一双绝妙的手，言下之意是他能够把德国打造成一件前所未有的艺术品。
假如希特勒在1938年死于一场刺杀，那么海德格尔的判断也许就是对的，因为“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语）。所以，如果希特勒的生命在1938年或者1941年戛然而止，那么结果很有可能是，绝大多数人都会“把他称为德国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者德国历史的完成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