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海德格尔出版《存在与时间》，这的核心主题就是：为世人鸣响这口沉默了太久的铜钟，重提“什么是存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导论中海德格尔指出：“希腊哲学因为对存在的惊异而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为存在问题殚精竭虑。从那以后，人们却不曾再为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探讨。”在以最快速的方式简述完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史后，海德格尔认为，时至今日，不仅“存在问题尚无答案，甚至连怎么提出这个问题也还茫无头绪”。
那么应该怎么对存在发问呢？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所以，要寻问存在，就必须从存在者入手。但是哪一种存在者才是最好的发问者呢？海德格尔选择人作为突破口，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放眼大千世界，花草树木，昆虫鸟兽，所有这些存在者都无法像人这样去追问存在，思考存在，并且用语言去表达存在。
话说到这里，你也许会稍感失望，海德格尔给我们画了一张大饼，说是要追问存在这个早已被遗忘的根本问题，吊足了读者的胃口，结果兜兜转转还是落在了人这里。人的问题当然很重要，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哪个哲学家不是在探讨人的问题呢？康德的三大批判不就是在追问人是什么的问题吗？那么海德格尔的独到之处又体现在哪里呢？
海德格尔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总是拒绝常见的哲学术语，使用他自己的独创概念，用一种“陌生化”的方式来发问和思考。比如说，他用德语Dasein这个词来指称人，Da就是“那里”，Dasein就是“在那里的存在者”，中文通译成“此在”。虽说在日常的德语中，此在也用来指称人，而且康德和黑格尔也用过这个概念，但是把它单独拎出来，并且在哲学讨论中赋予其如此重要的地位，这还是有史以来头一遭。与此相关，海德格尔还创造出“在世界之中存在”、“共在”等一系列既陌生又熟悉的术语，说它们陌生是因为这就是海德格尔独创的新词，说它们熟悉是因为它们能够唤醒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经验。
对比一下海德格尔的“此在”和笛卡尔的“我思”，你就会发现这里不仅存在着术语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发问方式和思考路径的区别。“我思”是哲学家在一个非常极端的思想实验中逼问得出的结果，它把自己封锁在我思的边界里，最终导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但是“此在”这个词却引导我们去思考再熟悉不过的一种日常生活经验——我们从来就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者，难道不是这样吗？举个例子，当我们在使用锤子敲打钉子的时候，从来不会把锤子作为一个客体或者对象加以研究，我们抡起锤子就好像它是我们延长的胳膊，海德格尔把这种状态称为“当下上手状态”。只有在我们使用锤子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岔子，比如锤子头发生了松动，或者使得很不称手的时候，我们才会把注意力放在锤子上面，盯着锤子这个客体——用海德格尔的术语说，此时我们就从“当下上手状态”脱落成为“现成在手状态”。
海德格尔认为，除了遗忘存在，传统哲学的另外一个错误就在于总是以“现成在手状态”去研究事物，这是以一种理论化的方式在观看和沉思对象——请回想一下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这个标题。可是现实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我们与这个世界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打交道，用“此在”取代主体，意味着海德格尔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研究人，而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去理解人。此在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沉思者，而是在世界之中的实践者。
理论化的思考方式主宰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曾经提到过，“理论”一词的古希腊词根包含有观看和戏院的意思。坐在戏院里的时候，我们不是演员而是观众，同样的，做理论的人也是以置身事外的态度在观看存在，围观但不参与，看戏但不演戏。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曾经非常形象地嘲弄过这种思维方式：“‘它就是这样的——’我一遍一遍对自己说。我觉得只要能够目不转睛地盯准这个事实，把它集中在焦点上，我就一定会抓住事情的本质。”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港片，在一辆高速行驶的货车上，司机双手离开方向盘，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说“向左转、向左转”，千钧一发的时刻，副驾驶一把抢过了方向盘。对了，在那部电影里，司机的人设是脑子有点毛病的人。
我们曾经反复提过“外部世界是否存在”这个经典的怀疑论命题，遗憾的是，无论笛卡尔还是康德，都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海德格尔说这个疑难至今没有得到解决，简直就是哲学的丑闻。于是他一把抢过方向盘，告诉沉思者们：不要静观，而要行动，我们不是作为认识论的主体在凝视客体，而是在世界之中的此在。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海德格尔解决了这个经典的怀疑论难题吗？我的判断是并没有，他只是转换了追问的方式和思考的路径，然后消解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