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海德格尔的以上言行？一朝是纳粹分子，终生都是纳粹分子吗？如果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运动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关联，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海德格尔？难道我们不怕在阅读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中了毒，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甚至纳粹主义者吗？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海德格尔的个人生活，以及他所处的时代氛围。美国学者朱利安·扬指出，海德格尔的祖父是鞋匠，父亲是业余的铜匠，母亲是农妇，这对我们理解海德格尔意义重大。终其一生，海德格尔都对乡村生活抱有深厚的情感，对城市生活则充满厌恶之情。乡村生活是典型的共同体（community）生活，在这个通过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为纽带生长起来的生活世界里，人与人亲密无间，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更重要的是，乡村生活使人拥有直接的生活经验，而非间接的生活经验，人们对于生活的其来有自了然于胸，有着非常清晰的脉络感，因此他们的生活也就更加简单扎实。用海德格尔最喜欢的话说，这是一种“有根的”生活方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城市生活是一种“无根的”生活方式，它立足于契约关系，是机械的和人为的聚合体，人们表面上生活在一起，其实却彼此疏离，漂泊无依。
18世纪的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就是一种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对德国哲人来说，这种冲动不仅指向真实的大地，同时指向遥远的古希腊，黑格尔曾经动情地说道：“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德国人在哲学、音乐、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让他们深信自己的民族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优异的，这种优异性突出体现在内在性和精神性的成就上。相比之下，英国人代表了自我中心、唯利是图的商业主义，而法国人只拥有肤浅的感性，他们是西方文明没落的象征，在这个虚无主义的黑暗时代，只有德国人才能担负起作为世界精神领袖的重担。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虚妄的感觉，就像一位德国历史学者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经历了多年政治虚弱后突然在世界上获得了权力和声望的民族，都免不了这样几种毛病，其中最大的毛病就是民族自大狂，倾向于迷恋本土的一切而贬低外来的一切。……我们开始在学术工作上自吹自擂，炫耀民族自豪感，以党派的门户之见影响学术研究。”
在1930年代的德国，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毛病的总爆发。把技术和民主政治理解为现代性的核心，把德意志的独特性夸大成德意志的优越性，进而认为德国应该承担起复兴西方文明的伟大使命，在这些基本判断上，海德格尔与纳粹一拍即合。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1935年发表的演讲《形而上学导论》中盛赞“纳粹的真理与伟大”。
到了1953年，正式出版《形而上学导论》的讲稿时，海德格尔把“纳粹”二字改成“这个运动”，并且加括号说明这个运动指的是“星球式特定的技术与新时代的人的相遇”。这个改动充分说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遭遇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其次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判断问题。事实上，从1966年的《明镜》杂志访谈中也可以看出，直到晚年，海德格尔依然认定，自己只是在具体的判断上犯了识人不明、所托非人的错误，但在根本的判断上并没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