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曾经这样概括亚里士多德的一生：“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去世。”——我想这应该就是哲人最理想的人生了吧：思想与生命完全同一，绝对精纯，毫无杂质。
如果没有卷入1933-1934年的纳粹运动，海德格尔原本也可以这样纤尘不染地度过一生，然后顺理成章地跻身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行列。可是因为有了这段难以洗白的纳粹过往，海德格尔的形象变得暧昧不明、争议不断，时至今日，即使他已经去世42年之久，依旧处于舆论的风暴眼中。
那么海德格尔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让我们先来梳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4月，时年44岁的海德格尔接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职，发表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说。次年4月，他辞去校长职位。海德格尔的大学校长生涯只维持了短短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为了担任校长一职，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党，并且将纳粹党员的证书一直保留到1945年。
其次，在任职期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不少吹捧希特勒的言论，并于1933年5月20日给希特勒专门发去电报，大意是请求按照党的意志来改造大学。
第三，海德格尔表现出一定的排犹倾向。比如，他与具有犹太血统的恩师胡塞尔中断了关系，在后者重病期间以及葬礼上均未露面，非常不近人情；此外，他通过打小报告暗示一位学者与犹太人有牵连，阻止该学者谋得教职。
平心而论，这些举动都算不上光彩，但是对于久经政治运动的中国人来说，也不会觉得特别难以接受。海德格尔的所作所为充其量表明他是一个城府颇深的政治投机分子，还算不上大奸大恶之辈。时过境迁，只要他表个态，认个错，就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可是让人大惑不解的是，“二战”结束之后，海德格尔对这段往事却始终讳莫如深，从未在公开场合道歉，对纳粹暴行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不置一词。1966年他接受德国《明镜》杂志采访——这是他生前唯一一次公开谈论与纳粹的过往——条件是必须在他死后才能发表。十年后海德格尔去世，这篇题为《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的采访也公之于众，然而人们没有读到一句真心悔过的话，有的只是各种闪烁其词的辩解和托词。
在解释投身纳粹运动的动机时，海德格尔说：“我当时的判断是：就我所能判断的事物的范围来看，只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和确实有生气的、有建设能力的人物一起来掌握未来的发展过程。”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时我别无选择，纳粹和希特勒是拯救德国的唯一力量，所以，我虽然看走了眼，但是责任并不在我。
此外，海德格尔还在访谈中再次强调技术对于人类未来的威胁，他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为技术时代安排出一个政治的制度来，我为这个问题提不出一个答案。但我不认为答案就是民主制度。”虽说批评民主制度不等于拥护极权制度，但是在这样一个访谈里，选择继续批评民主制度和技术时代，足以看出海德格尔的顽固和傲慢。
很显然，《明镜》杂志的访谈不但没有平息风波，反而让这场公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同情者称，海德格尔投身纳粹运动只是哲学家的一时糊涂，白璧微瑕，无损于他作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声誉；反对者则认为海德格尔是终生的纳粹分子，在他的哲学和纳粹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从最近披露的私人笔记和私人信件来看，我们可以确定，至少在1930年代，海德格尔的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和反犹分子。比如，在1931年的圣诞期间，海德格尔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礼物送给弟弟，并在信中盛赞希特勒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当所有人都一头雾水的时候，他也能辨别清楚”。海德格尔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纳粹运动会呈现“一种崭新的局面，它不仅仅是政党政治，更事关欧洲和西方文明的赎罪或者衰落”。在信中海德格尔豪情万丈地预言：“看来，德国终于觉醒了，开始理解并掌握自己的命运。”
1933年4月13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三个月后，海德格尔继续在信中赞美希特勒：“每一天，我们都在见证着希特勒成为一个政治家。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会发生改变，每双眼睛都能看见，每只耳朵都能听见，每一位在鼓舞自己行动的人都会感受到真正而又深刻的兴奋，我们见证了伟大的历史，见证了压力之下将帝国精神和民族使命照进现实的时刻。”
在私人笔记中海德格尔也对犹太人进行了种族主义意义上的批评，他说：“犹太人凭借他们杰出的计算天赋，已经按照种族原则生活了最长的时间，因此他们拼命为自己辩护，反对种族原则不受限制地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