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哲学工作：“我破坏、我破坏、我破坏。”仿佛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但是维特根斯坦砸碎的不是精致美妙的瓷器，而是对智性生活不必要的困扰，是那些力图在寻常事物中“看出古怪问题”的哲学诱惑。
在《哲学研究》的序里，他这样写道：“尽管这相当简陋，而这个时代又黑暗不祥，但这竟有幸为二三子的心智投下一道光亮，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可能性委实不大。”这里所说的“二三子”到底指的是哪些人呢？其实早在1930年，维特根斯坦就有过解释，他说他的书只是为了一小圈子的人而写，这些人不是精英，他们既不比普通人高明，也不比普通人差劲，这些人只是不同而已。这些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属于维特根斯坦的文化圈子，就好像是他的老家人或者乡里人，他们熟悉他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而所有其他人都是陌生人。
维特根斯坦曾经坦率地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在宣传一种思想风格，反对另一种思想风格，对那另一种我真是讨厌得很。”但是，他也深知自己的思考类型并不为这个时代所需要，所以他说：“我如此奋勇地游泳以抗击浪头。也许在一百年之后人们将会真的需要我正在写的这些东西。”
我不想花费特别的篇幅去评价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力，有人说，虽然后期维特根斯坦推动了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发展，但是总体看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21世纪的哲学发展方向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是背道而驰的，也正因如此，这些人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地位是大可怀疑的。对于这样的评价，我甚至都不愿意多费口舌。维特根斯坦显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从事反哲学的工作，既不打算建立自己的学派，也不热衷于获得学术界的承认与理解。当下的哲学发展方向与他背道而驰，这并不足以证明维特根斯坦错了，反而可能恰恰证明这个时代已经病入膏肓了。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解决哲学问题意味着改变旧有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改变的发生，是通过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回到语词的日常用法，也就是让一切如其所是。所以蒙克说，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宗旨在于，一方面力求什么也不改变，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我们看事物的方式，他试图改变一切。
其实，维特根斯坦的生活态度也是如此，他对生活做彻底的清算，目的不是要把自己从生活之流中连根拔起，而恰恰是要把自己重新放回特定的生活之流中。维特根斯坦说：“一种表述只有在具体的生活之流中才有意义。”同样，蒙克认为，如果能把他自己的生活放进某种特定的模式，那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将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维特根斯坦怀念19世纪末的维也纳文化氛围，向往托尔斯泰式的生活方式，他也数次尝试放弃智性生活，从事纯体力的劳作，比如他做过乡村教师、建筑设计师、园丁，以及医院的护工。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嵌入一种生活模式之中，找到一种笃定、踏实和安宁。但是事与愿违，维特根斯坦身上最鲜明的几个身份特征，让他永远无法把自己放回到某种特定的生活模式中，比如，作为奥匈帝国遗民，作为犹太人，作为同性恋者，以及作为哲学家，所有这些身份都让他天然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曾经有朋友这样回忆说，维特根斯坦使他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阿廖沙和《白痴》里的梅什金——“第一眼瞥去，那模样是令人心悸的孤独”。
在他生命最后的阶段，维特根斯坦和房东太太贝文夫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每天晚上6点散步到小酒馆。贝文夫人回忆说：“我们总是要两杯波特葡萄酒，一杯我喝，另一杯他饶有兴味地泼到蜘蛛抱蛋盆栽里——这是我知道的他的唯一不老实行为。”两人之间的谈话异常轻松，维特根斯坦从不跟贝文夫人讨论她不理解的话题，贝文夫人说：“所以在我们的关系中我从未觉得自己次等或无知。”
看起来，维特根斯坦终于和生活达成了和解。1951年4月28日，维特根斯坦去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