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在回忆维特根斯坦时，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坚人物鲁道夫·卡尔纳普这样说道：
他对人和问题——甚至对理论问题——的观点和态度，更像是一个创造性的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几乎可以说，像一个宗教先知或预言家。当他开始阐述对某些哲学问题的看法时，我们常常感觉到那一刻他身上的内在挣扎；他挣扎着，要在强烈和痛苦的紧张之下穿透黑暗到达光亮，甚至在他最富表情的脸上就看得见那种紧张。当他的答案终于出来——有时是在冗长费劲的努力之后——他的陈述摆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件新创造出的艺术品，一句神圣的启示。
话虽如此，逻辑实证主义者还是非常认可维特根斯坦的重要意义，1929年他们发表哲学宣言《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把休谟列为先贤榜的第一人，把爱因斯坦、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封为“科学世界观的领衔代表”。然而，维特根斯坦并不领情，他在私人信件中批评维也纳学派浮夸自大，认为他们应该实打实地用著作来说话，而不是满足于提出“反对形而上学”这种口号，更何况这个想法一点儿也不新鲜。
你也许会感到好奇，难道维也纳学派对维特根斯坦就没有一点影响吗？公允地说，影响还是有的，通过与维也纳学派的交往，维特根斯坦再一次与学术圈建立了联系，并逐渐重燃哲学思考的热情。要知道，在写完《逻辑哲学论》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维特根斯坦自认为哲学问题已经得到彻底解决，丧失了学术研究的动力和兴趣。
1924年7月4日，在写给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信中，维特根斯坦说：“你在信中问是否有可能帮我回到科学研究上来有所作为。我的回答是，不，在这一方面我已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因为，对此我自己不再有任何强烈的内在动力。我真正要说的已经说了，而且我已才思枯竭。这听起来有些奇怪，但是，事情就是如此！”
1926年，维特根斯坦辞去乡村教师的职务，回到维也纳，这期间他跟建筑师保罗·恩格尔曼一起设计建造了一座房子，这栋楼现在是保加利亚大使馆文化处的所在地。建造这栋楼的过程充分体现出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和思维风格，他对细节一丝不苟，每一扇窗、每一扇门、每一个暖气片，都设计得非常精确，而且在施工过程中同样一丝不苟。维特根斯坦的姐姐回忆说，锁匠曾经不耐烦地问他：“告诉我，工程师先生，毫米的误差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话音刚落，就听见维特根斯坦高声回答道：“是的！”
这是一座风格简单、细节严谨、高度形式化的建筑，从哲学家（G.H.冯·赖特）的角度出发，它有着同《逻辑哲学论》一样的“静态美”，但是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比方说维特根斯坦的姐姐，就认为这所房子的问题在于：“它完美，但不适合人居住。”
我认为维特根斯坦姐姐的评语更加高明，可以说是一语中的。事实上，《逻辑哲学论》的问题也在于此。A.C.格雷林指出，它有一种“匀称、简洁和外观上的严格性，正如数学中一个优美的证明那样让理智感到愉悦，然而《逻辑哲学论》是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才取得这种特征的，因为它的匀称和表面上的严格性导致极大地过分简化了它所探讨的问题”。
1929年1月18日，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此时距离他出版第一部著作《逻辑哲学论》已经过去八年之久，维特根斯坦一度认为自己彻底解决了哲学问题，但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可能错了，哲学工作尚没有完结。这一天对于整个欧洲知识界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以至于凯恩斯在一封家这样宣布维特根斯坦的回归：“唔，上帝到了。我在5点15分的火车上接到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