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你们进入这个问题，请允许我选取维特根斯坦生命中的几个片段作为理解的枢纽。
在八九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和哥哥一道参加一个俱乐部，当时欧洲的反犹氛围已经非常浓厚，到底应不应该向小伙伴们交代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对此维特根斯坦烦恼不已。他把这个问题上升到更高的哲学问题：“如果撒谎对自己有利，为什么要说实话？”我认为这既是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哲学思考，也是终其一生的焦虑所在——如何做一个对自己彻底真诚的人？
十四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读到魏宁格的《性与性格》。这是一本充满魅惑力的邪恶之书，充斥着各种反犹言论和厌女症的观点，对现代的衰败大加鞭笞，反对科学和商业的兴起，哀叹艺术与音乐的没落。其中，最让维特根斯坦心动的莫过于这句话：“逻辑与伦理根本上是一回事，它们无非是对自己的责任。”——我认为这是理解维特根斯坦的关键所在。什么叫“对自己的责任”？就是在自己的身上发掘和绽放天才的因子。什么是天才？就是“具备最强、最清澈的明确和清晰”，在物质上尽可能简朴地生活，但在精神生活中则要完全地发展。
这种完全发展的精神生活反映在逻辑上，就是要求彻底的清晰性——“彻底清晰，或者死——没有中间道路。如果不能解决‘全部逻辑的根本问题’，他无权——至少没有欲望活着。不妥协”。这种完全发展的精神生活反映在伦理生活中，则是必须不断地彻底清算自己，做一个彻头彻尾诚实的人。维特根斯坦常说的一句话是“就改善你自己好了，那是你为改善世界能做的一切”。
必须成为天才，否则去死——这条康德式的绝对命令纠缠了维特根斯坦整整九年，自杀的念头反复出现，直到罗素向他确认他的天才，才让维特根斯坦稍微平复一些。即便如此，“一战”期间维特根斯坦仍有多次自杀的企图。说到这里，就必须提到他1914-1916年的战时笔记，这是把握“逻辑”和“罪”的同一性的重要线索。
“一战”爆发之后，因为健康原因，维特根斯坦原本无须服役，但他还是以志愿兵的身份参了军。正如他的姐姐所说，这不是出于什么爱国热情，而是因为他热切地希望承担一些艰难的任务，从事一些纯粹智力活动之外的工作。
然而，真实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要更艰难。维特根斯坦很快发现自己极难与来自底层的士兵相处，他在日记里抱怨自己“几乎总是被恨我的人包围着”，这些人“恶毒”又“无情”，“几乎不可能在他们中找到一丝人性的痕迹”。除了抱怨同伴的愚蠢和邪恶，这本日记还记录了他对托尔斯泰《福音书简释》的理解，对《尼采全集》第8卷的阅读心得，以及每隔一段时间的手淫。当然，更多的内容是关于《逻辑哲学论》的思考，这是维特根斯坦生前唯一出版的著作，绝大部分内容正是在战争期间构思并写作完成的。
可想而知，在那种环境下，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日记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字句：“工作了相当长时间，但是非常没有希望。”有的时候，他深信自己“已经走在通向伟大发现的路上”，有的时候又哀叹，所有概念对我来说都变得完全“生疏”了——“我看不到任何东西”。维特根斯坦说：“我并不害怕被击中，只是害怕不能像样地完成我的责任。”什么责任？当然是在自己的身上发掘和绽放天才的因子的责任。
在即将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前一天，维特根斯坦写下这样的话：“愿上帝保佑我！现在我终于有机会做一个正派的人了，因为我直接面对死亡。愿精神照亮我！”
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如果不是亲身体验到人性的丑陋和褊狭，如果没有通过“直面死亡”去感受“某种宗教经验”，如果没有阅读《福音书简释》和《圣经》，那么《逻辑哲学论》很可能只会包含逻辑的部分，而缺乏关于伦理、美、灵魂和生活意义的思考。
决定性的时刻发生在1916年6月11日这一天，一个问题打断了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基础的思索：“对上帝和生命的目的我知道些什么？”
在随后的日子里，围绕这个问题他写了很多笔记，其中包括：
我们可以将人生的意义，即世界的意义，称作上帝。
实现了生存的目标的人是幸福的。
幸福的人不应怀有任何恐惧。甚至在面对死亡时也是这样。
伦理学不处理世界。正如逻辑一样，伦理学必定是世界的一个条件。
伦理学是超验的。
这些思考意味着《逻辑哲学论》中最关键的部分正在成形。而且，正像传记作者瑞·蒙克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此时的维特根斯坦来说，“个人的事和哲学的事融合起来了。伦理和逻辑——‘对自己的责任’的两个方面——终于走到了一起，不只是同一个人目标的两方面，而是同一哲学工作的两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