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世界历史不过是自由观念的发展罢了”。从波斯帝国到古希腊城邦，再到罗马时期的基督教，经由日耳曼世界的宗教改革，来到法国大革命，对黑格尔来说，漫长的人类历史不过就是自由的观念发展和展开的过程。就以法国大革命为例，1789年，当法国大革命刚刚爆发的时候，青年黑格尔对它表示衷心地拥护，喊出了“自由万岁！”、“卢梭万岁！”的口号，即使到晚年写作《历史哲学》时，黑格尔依然满怀激情地把法国大革命比作“一次壮丽的日出”。可是当时间来到1793年，当法国大革命背离了自由的初衷，出现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时，黑格尔开始激烈地反对和批评法国大革命。1794年12月，黑格尔在信中告诉谢林：“你知道卡里耶尔被处死这回事吗？……它揭示出罗伯斯庇尔的全部厚颜无耻。”厚颜无耻显然不是一个哲学上的判断，它表达的是一个衷心热爱法国大革命的年轻人的失望和痛心。到了1807年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的时候，他把这种失望情绪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而且把它嵌入了历史哲学和辩证思维当中。《精神现象学》中有一节叫作“绝对自由与恐怖”，黑格尔指出：“法国革命令人惊讶的结果，是它经历了一个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让人获得自由的决心，演变为破坏自由的恐怖。”
如果你的中学政治学得足够好，一见到“向自身对立面的转变”，就应该立刻反应过来，这意味着正题正在变成反题。可是这个说法还是过于抽象了，一定会有读者觉得不满足，忍不住会问：绝对自由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转变成它的对立面——绝对恐怖呢？简单说，黑格尔认为，绝对自由是高度抽象的自由，它具有否定一切的狂热性，不仅会破坏一切宗教秩序和政治秩序，而且要铲除一切涉嫌支持某种秩序的个人，消灭一切企图重整旗鼓的组织。因为试图消灭一切差异性和规定性，所以绝对自由就是一种否定的自由。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说“不破不立”这四个字，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有破有立，而是光破不立。它只能消灭旧的制度，却无法建立起新的制度，而且在旧的制度被消灭之后，这股“毁灭的狂热”在继续吞噬自己的孩子。黑格尔认为，这种绝对自由显然是对自由和理性的误用。那么怎样才称得上正确地使用自由和理性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与一定的法律、秩序特别是国家相结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正题、反题走向合题。
所以说，当黑格尔主张哲学“主要是或者仅仅是为国家服务的”，他并不是在说违心的话。进而言之，当他主张“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时，他也的确是在替当时的普鲁士王国，或者说，替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的统治做辩护，因为黑格尔认为到了威廉三世的时代，整个人类历史就到达了自由的顶峰。这个判断显然非常主观，让人不由得怀疑他的动机，黑格尔的保守性也恰恰体现在这里。但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是，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说，这个结论还是有它内在的理由的，不完全是出于外部的政治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