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14年拿破仑退位的时候，黑格尔已经44岁，他很快就要经历从自由的黑格尔到保守的黑格尔的转变。1816年，黑格尔任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教授，1818年开始任柏林大学哲学系教授。随着时局的变化及个人身份的改变，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黑格尔早就过了25岁的年龄，总之这时的黑格尔变得越来越爱国，也越来越保守。事实上，动议邀请黑格尔去柏林大学任职的政府大臣就是认为，在这个人心思变的时代，哲学是安定人心的最好方法，而黑格尔哲学恰恰能够在这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黑格尔也心领神会，投桃报李，在柏林大学的就职演说中强调，精神生活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这个国家里，“人民同君主一起争取独立，争取消灭异族的残酷压迫，争取精神自由的伟大斗争，取得了良好的开端”。
应该如何解释黑格尔的这个转变？黑格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已年过半百，在这充满恐惧和希望的动荡岁月中度过了30年，唯愿这种恐惧和希望有朝一日了却掉。可（现在）我必须明白，这个局面还要拖下去，情况将越来越糟——的确，人们在这乱世不得不这样想。”
黑格尔所说的乱世，特指的是他身处的那个环境：不仅有严酷的书报审查制度，而且官方还对大学进行严密的监控，禁止一切秘密结社，黑格尔的不少学生为了争取自由而入狱。
在另一封信中，黑格尔写道：“我一方面是一个容易兴奋的人，另一方面却又喜欢安静。成年累月面临暴风骤雨，毕竟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尽管我相信，落在我身上的至多不过是几滴雨珠。”
这个时候的黑格尔在个人学术声誉上已经达到顶峰，1820年，在给普鲁士王国总理大臣的一封信中黑格尔这样写道：我所有的科学著作的宗旨就在于“证明哲学是同一般国家性质所要求的基本原则相和谐的，直截了当地说，是同普鲁士国家有幸在（国王陛下的）英明政府与阁下的贤能领导之下，已经取得的和将继续取得的一切成就相和谐的，而我本人作为这个国家的一员，为此感到无上光荣”。
从这段话可以非常明确地做出判断，黑格尔已经成为普鲁士王国的御用哲学家，他在同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导言中的一句话更是坐实了这一指控，那就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断言在当时的德国引起了轩然大波，保守派对此大加赞赏，而激进派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恩格斯语）。
按照这个解释，那个自由的黑格尔似乎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保守的黑格尔，事实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个论断真的就是黑格尔的原意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