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说，启蒙运动肯定自由，可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当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她却给世人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句话提醒我们，自由这个词虽然自带光环，但并非天然正确的好东西。恰恰相反，自由是一个本身充满歧义的超级概念，围绕自由产生的纷争远比共识更多，而以自由的名义导致的压迫和专制也并不少见。我们必须要更深入地探讨自由概念的内部区分，仔细梳理和澄清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的异同，才有可能摆脱以自由的名义带来的罪恶。
启蒙运动肯定平等，可是汉娜·阿伦特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原因正在于最初的“自由引导人民”变成了“平等引导人民”。德国作家毕希纳曾经写过一幕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剧，题目叫作《丹东之死》。丹东是罗伯斯庇尔的亲密战友，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因为主张宽容，反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最终被革命法庭送上了断头台。在剧中，毕希纳这样写道：
市民们纷纷高呼：“谁衣服上没有洞，就打死谁。”“谁能念书认字，就打死谁！”“谁想溜走，就打死谁！”“他有擤鼻涕的手帕！一个贵族！吊到灯柱上！吊到灯柱上！”“什么？他不用手指头擤鼻涕！把他吊到灯柱上！”
这时候罗伯斯庇尔站了出来，试图制止民众的骚动和暴乱，他告诉市民们：“你们要遵守法律。”市民们反问：“法律是什么？”罗伯斯庇尔回答说：“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然后，市民们这样正告罗伯斯庇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尊重法律就是不再有任何法律，我们就是要把他打死。”
毕希纳的这段文字虽然只是文学创作，但却非常传神，它让我们身临其境地体会到，当人民开始不受约束地追求平等价值时，事情会变得有多糟糕，以及当人民开始以人民的名义执行法律时，法律会变得有多任意。
当外敌入侵、法国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丹东曾经号召所有革命者说：“要想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可是在丹东身上，除了有革命者的激情，还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毛病。当革命的激情退去之后，丹东开始感到厌倦，他厌倦革命，厌倦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厌倦像士兵一样每天早晨按时起床，厌倦可怜巴巴的乐器弹出来的永远只是一个调子。丹东说：“我想把自己弄舒服些。”把自己弄得舒服一些，这个要求一点都不神圣，不革命，这是日常的伦理而不是圣人的道德，这是消极自由而不是积极自由。你可以说丹东很任性，同时也可以说丹东很人性，这与罗伯斯庇尔以及整个法国大革命的气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革命的“背叛者”，丹东被送上了断头台。三个月后，罗伯斯庇尔也站在了断头台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罗伯斯庇尔终于明白过来，他说：“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总结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
千万不要以为我在反对平等价值，恰恰相反，我一直坚持认为，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那么最大限度地激发中国人的政治想象力，同时也是最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现实的启蒙价值，不是德先生，不是赛先生，也不是自由、人权或者理性，而是平等。平等这个价值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现实，也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精神结构。与此同时，也恰恰因为我们对平等的价值理解不够到位，没有很好地澄清平等与自由、权利、公正等价值的关系，没有在制度层面恰当合理地落实平等价值，所以才造成了一系列的现实困难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