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一个口号叫作“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借用这个表述，我们可以说公意的意思就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意志”。中文里有大量类似的表述，比如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协力同心、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都充分表达了这种令人心向往之的崇高境界。可是问题在于，如此伟大正确的公意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得出来的呢？很遗憾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卢梭始终语焉不详，他给后人画了一张无比美妙的蓝图，但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张蓝图。卢梭只是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因为公意永远正确，从不出错，所以只要有人拒绝服从公意，全体公民就要强迫他服从公意。而且，此时的强迫不同于支配——服从关系中的屈从，此时的强迫是正当的、合理的，因为人们是在迫使那个拒绝服从公意的人获得自由。
这就是卢梭著名的“强迫自由观”。关于这个论点，后世有不少哲学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最著名的莫过于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60年代发表的《两种自由概念》。在这篇也许是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哲学论文中，伯林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所谓消极自由，就是免于干涉的自由（free from），如果用大白话来说，就是leave me alone，别来打扰我的自由；而积极自由则是去做某事的自由（free to）。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伯林认为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免于干涉的自由，还是积极去做某事的自由，归根结底都是主体的自由，都离不开那个“我”。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的时候，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距离就开始拉大了。我想请你们仔细思考以下三个例句：
1.这是我想要的东西！
2.这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3.这是“真正的我”想要的东西！
你有没有觉察出这三个例句之间的不同？打个比方，你正在节食减肥，可是每到半夜12点，你就躺在床上饥肠辘辘、百爪挠心、天人交战，一个声音告诉你说：吃吧吃吧不是罪！另一个声音告诉你说：不可以！再这么吃下去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loser。很显然，第一个声音来自欲望的自我，也就是低级的自我，第二个声音来自理性的自我，也就是高级的自我。所谓积极自由，就是“高级”、“真实”、“理想”的自我去统治“低级”、“经验”或“心理学”的自我，这种统治的根据在于：“唯当人们在做正确的事情时他才是真正自由的”。
如果这种天人交战仅仅局限于个体自身，通常来说都是利大于弊。比如，因为自律，你从学渣变成了学霸，从胖子变成了瘦子。在这个意义上，积极自由是有正面价值的，因为那个高级的自我提醒你认识到“什么东西对人的生活是重要的”。
可是伯林指出，纵观人类的历史，这种“高级的”自我往往会突破个体的边界，在政治层面上外化成为制度、教会、民族、种族、国家、阶级、文化、政党，并且和更加含糊不清的实体，比如公意、共同利益、社会的启蒙力量、最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神意的显露等相同一。这个时候，起初还是自由学说的东西就成了权威的学说和压迫的学说，最终成为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
1778年卢梭去世，11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作为卢梭精神后裔的雅各宾派奉行积极自由的原则，认为“没有人有做坏事的自由。防止他做坏事就是给他自由”。在这种强迫自由观的指引下，应运而生的不是自由、平等与博爱的人间天堂，而是臭名昭著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根据史学家的统计，在1793-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约30万人，被判处死刑者16594人，未经判决瘐死狱中者约4万人。
有一句网络流行语是这样说的：一切没有解决方案的头脑风暴都是耍流氓。我们不能说卢梭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可是他的解决方案太过抽象，而且极易产生误读和扭曲。如果思想的龙种总是会收获现实的跳蚤，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在这个所谓的龙种里是不是原本就隐藏着跳蚤的基因？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政治领域中，那些看起来不激动人心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庸俗观点，是不是反而会带来不那么糟糕的现实后果？比方说，比卢梭年轻一代的英国效益主义者边沁就曾经这样反问卢梭：“做坏事的自由难道不是自由？如果不是，那它又是什么？……我们不会说因为他们会滥用它，就应该取消愚人、坏人的自由吧？”边沁所说的“做坏事的自由”就是消极自由的一种说法，人们到底应不应该拥有“做坏事的自由”或者“犯错的自由”？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各位自己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