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读完这篇论文后，给卢梭回信说：“我收到了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灵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捡回来。”
伏尔泰的这句话非常尖酸刻薄，我想对它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我们能够非常鲜明地体会到伏尔泰的写作风格，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讽刺，这是伏尔泰的武器，而卢梭的武器则是雄辩。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从讽刺到雄辩，这种写作风格上的变化“标志着革命准备中的一个新阶段”，在1750年以前，“讽刺是哲学家们所采用的主要文体。讽刺有一种破坏作用；同时对进步事业也有很大的贡献。讽刺善于以智慧的光芒来暴露封建社会和天主教的种种荒谬可笑之处。但是讽刺的作用有它一定的限度。讽刺是宫廷或沙龙里的人物所做的事情。他们即便了解到那些荒谬可笑之处，至多不过哄然一笑而已，因为决定性斗争的时机尚未到来，而且他们本身就是些贵族或大资产者，还有等待的时间。……相反地，卢梭的雄辩却能抓着人心，它是向不能再忍受压迫的、愤恨不平的人们而发的。它不只是启发了智慧，而且还把人身上的一切潜力都发动起来”。
我特别认同这段文体学的分析。我一直认为在面对极权主义体制时，隐喻和反讽有它的价值，人们可以在心照不宣的哄堂大笑中消解权威的道貌岸然，就像海涅所说的那样，笑声拉开了专制崩溃的序幕。但是隐喻和反讽还不足以促成专制的最终崩溃，甚至还会出现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因为通过反讽不仅可以带来智识上的优越感，同时在形式上完成了反抗的姿态，由此反而可能导致消解反讽者的革命性，失去行动的能力和勇气，从而延迟“决定性时机”的到来。在这个时候，也许需要卢梭式的雄辩才能鼓荡人心，激发斗志，最终叫醒所有的人。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就曾经把卢梭而不是伏尔泰奉为精神领袖，他说：“卢梭是唯一一个以其灵魂的高尚和人品的伟大表现出自己是人类当之无愧的师表的人。”
其次，伏尔泰嘲讽卢梭反人类，一心想把人拉回到“四脚走路”的原始时期，这是对卢梭思想的根本误解。卢梭的确对人类文明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他说：“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卢梭主张要返回到自然状态和原始社会，恰恰相反，在对人类社会和文明世界做出批判的同时，卢梭清醒地认识到：“人性是无法逆转的。人一旦离开了纯真和平等的时代，就永远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既然回不到过去的黄金时代，那就只能在此时此地，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和文明。所以说，卢梭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贯彻始终的原则”，是“人是好的，社会使他变坏，但只有社会，这个毁灭一切的动因，才是得到最后救赎的动力”。只有把握住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把握和理解卢梭的整体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