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想介绍一下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诺齐克的观点。诺齐克是洛克的当代传人，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他试图修正洛克的充足条款，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使不再能够自由使用那些被占用事物的人们的境况因为占用而恶化，通过正常步骤占用先前的无主事物，并进而持有永久的可继续的财产权利就不被允许。”这句话非常拗口，我相信各位读者对于哲学家的叙述风格已经非常熟悉了，他们为了确保逻辑的严密性，不惜牺牲表述的简洁性和可理解性。但诺齐克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如果张三占有了最初的无主物之后，并没有让李四在内的其他人的生活因此变得更差，那么张三的占有就是合法的。
仔细考察诺齐克的上述逻辑，就会发现有一个说法最关键——“不使别人的状况恶化”，敏感的读者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正是对洛克“充足条款”的改写，诺齐克用“不使别人的状况恶化”取代了洛克的“留下足够多和同样好的资源给别人”。诺齐克认为，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即使1%的人拥有了超过99%的人的财富总和，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也是合理的。
可是，诺齐克的补充条款真的成立吗？我觉得不成立。因为我们还需刨根究底地追问，不使别人的状况恶化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诺齐克有两个回答：第一，以“物质福利”作为衡量标准；第二，以私人占用前的公共使用作为标准。但是这两个标准都是成问题的。
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标准。假设有一块土地，原本是张三和李四共同拥有，张三的年收益是500元，李四的年收益也是500元。结果有一天，张三通过某种方式独占了这块土地，然后他和李四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原本是合作者，现在张三成了地主，李四成了长工。假设张三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管理者，他使土地的整体收益变成了2000元，其中张三作为地主分到了1400元，李四得到了600元。很显然，李四的生活境况变得更好了，他的年收入从500元变成了600元。按照诺齐克的补充条款，这意味着张三对于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就得到了有效的证明，因为他没有让李四的状况因此恶化。
请问你觉得这个论证能够说服你吗？有一个名叫柯亨的学者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在这个例子中，虽然张三对土地的占用并没有恶化李四的物质福利，但却剥夺了李四的两个权利：1.对土地的发言权；2.对自己的劳动力该如何使用的发言权。柯亨的意思是说，李四和张三一样有权拥有这片土地，而且李四原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不是做长工，而是当地主，但是自从张三占有这块土地之后，李四的人生理想就破灭了，虽然做长工的收入还多了100元钱，但是远远不能弥补人生理想破灭带来的伤害，对于有志青年李四来说，他的生活状况明显是恶化了而不是改善了。
我们需要重新考察“自我所有权”这个概念，这是洛克主义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它的基本含义是：每个人都排他性地拥有自己的人身。按照洛克和诺齐克的思路，从自我所有权可以推论得出对外物的所有权，但是通过柯亨的分析，我们发现，自我所有权还包含比经济活动更加丰富的内涵。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相互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目标，沿着这条思路去思考自我所有权，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自我所有权的价值在于“我们有追求自己生活目标和‘自己人生观’的能力，因为自我所有权可使我们抵制他人的下述企图：仅仅把我们当作工具以实现他们的目的”。诺齐克的问题在于，当他在为财产的初始占用提供辩护的过程中，仅仅考虑了张三的自我所有权，却根本没有把李四的自我所有权和自主性（autonomy）考虑在内。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诺齐克的第二个标准，也即以私人占用前的公共使用作为标准来衡量“不使别人的状况恶化”。你或许听说过“公地悲剧”这个说法，所谓公地悲剧，指的就是土地在被私人占用之前的公共使用状态。什么状态？当然是悲剧状态。由于产权不明晰，每个人都拥有使用权，但又没有权力阻止其他人使用，于是每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最终造成资源的枯竭，这就是公地悲剧。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听说过一件事情：起初，学校里的传真机是摆放在公共场所供人们免费使用的，但是自从某位博士向内地传真了整整一之后，学校就把传真机给收走了。每当说到公地悲剧我就会想起这个故事，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它，就是竭泽而渔。
诺齐克认为，只要没有人的处境比公地状况的处境更糟糕，那么无限制的私有财产权和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正义的。这么似乎很有道理，可问题在于，避免发生公地悲剧是一个门槛太低的标准，除了诺齐克支持的无限制的私有财产权和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很多类型产权制度可以满足这个标准。所以说，诺齐克的这个标准也不能支持他的论点。
总结一下本讲的内容，我们的问题意识是，洛克的产权理论毫无疑问是在为商业世界和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但是洛克会因此支持无限累积的绝对的财产权吗？初看起来，洛克的损坏条款和充足条款非常明确地表示出了否定的倾向。可是这两个条款各自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诺齐克试图对洛克条款做出修正，为私有财产的无限累积做辩护，但是诺齐克的补充条款同样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所以，如何解释洛克的产权理论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詹姆斯·塔利在《论财产权：约翰·洛克和他的对手》中指出：
从19世纪初期开始，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扮演了一个颇受热议的关键角色。英国和法国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将以下两点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主要哲学基础：劳动者对他们的劳动产品享有的权利和按需占有。在20世纪，局势有所转变，洛克变成了有限私有财产权的代言人。最近，他又成了无限私有财产权的代言人。
这或许是所有伟大文本的必然命运，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展现出它的各种可能性。在1703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洛克对自己的财产权理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我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找到一个对财产权问题的分析胜过一部名为《政府论》的书。”我认为，洛克并没有夸大其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