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我相信有些读者会感到非常困惑：这样一来，洛克和霍布斯的基本逻辑不就是一样的吗？难道洛克只是一个伪装的霍布斯主义者？他的自然状态表面上看起来温情脉脉，实质上仍然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关于这个问题，政治哲学界有很多的争论，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霍布斯的哲学重逻辑，洛克的思考偏常理，当我们把逻辑推到极致处，就会发现霍布斯的理论无比强大。这就好比是一个持刀歹徒把你逼到墙角，让你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洛克则始终保持常理的暧昧性，他既不愿做过度反思，也相信事在人为，他想告诉我们，除了利维坦和战争状态，你还有别的选择。
正是因为这种摇摆性和暧昧性，让洛克一方面呈现出霍布斯主义的底色，承认自然状态有可能堕入战争状态，但是另一方面他始终认为，在自然法支配下的自然状态只是有可能而不是必然堕入战争状态，所以我们无须忍受现有的任何政府，一旦政府化身为利维坦，对人们的自然权利构成巨大的伤害，那就可以行使革命权，甚至不惜重返自然状态，尽管存在诸多不便，但事在人为，没国家不一定比有国家更糟糕。
麦克里兰指出：“洛克明显认为社会出于自然，国家则属人为。……社会在逻辑与历史两方面都先于国家而生，故应该由社会决定要什么样的国家，而非由国家来决定社会应该是何模样。社会分立于国家，以及社会优先于国家这两项坚持，后来成为自由主义的骨干。”麦克里兰用“社会”取代“自然状态”，这个做法颇具深意。英国人似乎从来都更青睐与国家对应的社会，与国王对应的乡绅，认为这才是秩序和法律的基础所在。牛津大学教授塞缪尔·芬纳在《统治史》中这样描写那个时期的英国：
乡绅所执行并理解的法律，还有英国的地方行政，已经让这个国家的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依赖于他们，而几乎一点也不依赖于国王，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如果没有国王，法庭、教区、济贫法、城市和乡村等整个国家机器都可以正常运转，但是没有乡绅，它就根本无法运行。换句话说，对于国王的权力来说，乡绅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对于乡绅来说，国王却是可有可无的。
这段话让我想起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那个时候，人们一谈起“社会”就避之唯恐不及。比方说，“某某人是混社会的”，“千万不要与社会青年来往”，“现在社会上很乱”，总之，“社会”这个词总是与黑、乱、混联系在一起。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明白过来一个道理，贬低社会就抬高了国家，因为社会强大了，国家就弱小了，社会变好了，国家就可有可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