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回归:人类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宿命

时间:2024-06-30 08:44:02

这时康德又祭出了“先天综合判断”这个大杀器,他认为虽然德性和幸福的关系是综合的,但也是先天的。也就是说,“德福一致”是一个先天综合判断。

上帝的回归:人类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宿命

这个先天综合判断之所以可能,首先要由“灵魂不朽”这个道德公设加以保证。但是光有灵魂不朽还不够,因为万一到了来世,你还是没有好报,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还得再多加一个“上帝存在”的道德公设。叶秀山先生指出:只有在宗教的思路中,“德性”和“幸福”才真正有了“因果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能够按照他的“德性”,分配到他应享有的“幸福”,同时也能从他享有的“幸福”,推想出他的“德性”来。而且,此种“分配”和“推想”,都可以精确到不差分毫。在这里,宗教——“神”,不仅是个评判者、判断者,而且是个“分配者”。所以叶秀山先生说:“宗教并非完全盲目产生,而是有一种理性的根据。”

说到这里,你一定已经发现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上帝逐出了人类理性的认知领域,但是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这个从前门被赶出去的上帝,又从后门偷偷溜了进来。德国诗人海涅对此有过一个非常精彩的论述:

康德在自己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扮演了一个无所畏惧的大力士,一下子把上帝给杀死了。从此,在自然界里面再也没有上帝不死,灵魂不朽了。你们以为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吗?绝对不是。在一场悲剧之后是需要一场喜剧的。康德在这样做的时候,转过身他突然发现,老兰珀满脸不安的泪水。

老兰珀就是不管阴天还是下雨,只要康德出门散步,就忠心耿耿跟随左右的那个老仆人。海涅说,康德一看到老兰珀的泪水,就忍不住想:“善良的老兰珀是需要一个上帝的。”于是他又在《实践理性批判》里面让上帝复活了。

对于沉浸在宗教传统中的西方人来说,上帝存在就像是整个道德世界乃至于人类世界的压舱石和定心丸,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来生,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呢?那么说,现在不是什么都可以容许,什么都可以做了么?”作为现代人,听到“一切皆有可能”总觉得是个好事儿,这是因为我们总是天真地认为“可能性”就是“好东西”,但是,一切皆有可能,当然不仅包含了所有好的东西,也包含了所有不好的东西,比如道德的崩溃、秩序的瓦解和人心的溃败。

有人曾经不无嘲讽地指出:“每一次哲学上的反叛都试图成为‘无预设’的,但没有一次成功。”我认为康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康德虽然赋予人类理性以前所未有的尊严和荣耀,但是当他的哲学推到极致处,当他发现人类理性束手无策时,仍然要紧急召唤上帝来救急。也许这是人类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宿命,我们永远都无法仅仅凭借自身的力量挺立在宇宙之间。

海涅甚至认为,康德让上帝复活,也不仅仅是为了老兰珀的缘故。海涅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我的朋友打碎了格兰登堡一条大街上所有的路灯,然后在黑暗中发表了一通关于路灯的必要性的讲演。他说:他之所以在理论上砸碎这些路灯,只是为了向我们证明在实践中,如果没有这些路灯,我们将会是多么的不方便。”海涅的言外之意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杀死上帝,恰恰是为了向我们证明,在道德实践和生活世界中,如果没有上帝,人类的生活将会举步维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实践理性的两个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意志自由”的公设。有一本畅销书叫《未来简史》,作者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分析介绍完当代脑神经科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后,赫拉利非常沮丧地指出:“我们越理解大脑,心灵反而越显得多余。”因为“科学家并不知道,大脑中电子信号的集合究竟是怎么创造出主观体验的”。赫拉利说:“虽然灵魂是个很有趣且让人轻松的说法,我也很乐意相信,但我就是无法直接证明它的真实性。”赫拉利不无疑惑地反问:“或许,‘心灵’的概念也会像灵魂、神和以太一样,被丢进科学的垃圾堆?毕竟,没有人曾经用显微镜看到过所谓痛苦和爱情的体验……”

如果康德读到这些话,他一定会说:没错,灵魂、上帝、自由意志,这些东西就是发现不了啊,我早就告诉你们,它们是超验领域中的存在,无法成为知识的对象,人类理性的认识功能无法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在道德实践领域,我们却必须要假设它们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意志自由,善恶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灵魂不朽,人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至善,如果没有上帝存在,德性与幸福将无法确保一致。

也许有人会对这样的答案表示不满,认为这是对宗教和神学的让步,但是我要再次强调刚才谈到的那个观点——这或许正是人类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必然宿命!既然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那就意味着存在理性够不着的地方,否则,人类就成了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

康德哲学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二元论:现象与物自身,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自由与必然,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最早源自笛卡尔,但是我认为康德与笛卡尔的区别在于,笛卡尔是因为无可奈何才接受二元论,而康德则是自觉主动地接受了二元论。他是自己主动跳进这个大坑的,而不是一不小心跌进去的,并且在这个绝境中,康德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实现了“知性为自然立法”,以及“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壮举,令人惊异地确立起了人的尊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哲学成就。

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结束康德哲学的环节了,最后我想用康德的两句话来做总结。

第一句是:“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必须接受审判。”

第二句是:“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持续地对它们反复思考,它们就总是以时时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充满我们的心灵:这就是在我头顶之上的星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我认为,这里的“敬畏”是在告诫我们时时意识到人之为人的“有限性”,而这里的“赞叹”则不仅是对宇宙之浩瀚无垠和道德法则之神圣庄严的咏叹,同时也是对虽然有限但依旧能够运用理性并且善用理性的人的致敬。